对于权术问题，胡耀邦并不是不懂权术，而是站在一个更高地视角去看待，他觉得如果盛行玩弄权术之风，只有极少数人是赢家，而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输家。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
胡耀邦的思想深为人们所感兴趣，他的政治人格亦广受大家的关注。不过，很多人对耀邦同志往往这么评价：是个好人、是个亲民的政治家，甚至以“异数”相称，可惜太天真、不够成熟，不适合搞高层政治。也有一些人从“更高的立意”来评判他作风，笔者听闻一个经济学家“抱怨”过，胡耀邦如果政治上成熟一些，那么中国改革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了。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老练”政治家往往是胸有城府、高深莫测、不苟言笑的，说一个人“不成熟”，意味着这个人不懂权术，不知厚黑学，胡耀邦坦荡直爽、平易近人、不搞阴谋，按照这个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潜在标准，他显然“不达标”。
那么胡耀邦到底懂不懂权术呢？笔者这些年也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按道理讲，胡耀邦自从1937年起就在党中央高层工作，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浸润四五十年，对权术自然应该是了如指掌；再说，能当上党中央总书记肯定不是愚钝之辈，焉能不识权术？
笔者这些年通过胡耀邦同志的同事、家人、部下所讲的诸多细节趣闻中，也印证了这个判断：他并不是不懂“权术”，而是君子怀玉，有更深的想法和更高的追求，用“知而不为”形容更恰当。
这里先讲几个历史记载之外的小故事。文革”中，大多数被打倒的老干部对当时的做法很不理解，心灰意冷的有之，绝望自杀的也有之，尤其是到文革后期，很多人对局势更加不解、失望，但是同样也遭受严重打击的胡耀邦却没有那么悲观。他给家人讲了一个故事：“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他还经常对一些老干部传话，要乐观些，一不能自杀，二不要自污、自我上纲。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文革小组”和军代表一再软硬兼施，但是他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有一次，胡德平给父亲推荐《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大意是说，跟国君相处一定要很慎重，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龙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摸，就不能逆鳞而狎，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
耀邦同志看后不由得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当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党内有几块禁区，是严禁议论、挑战的，也就是韩非子说的几块“逆鳞”，他此刻一定是心有所动、思有所想，才有这种言行表情的流露。
“文革”初期，胡耀邦曾多次向家人深谈“庐山会议”上的悲剧。庐山会议“批彭”，胡耀邦是全程经历的，并且他是被专机接上庐山的，彭德怀的遭遇，胡耀邦非常难过，只不过是应付性地批评了几下。不过，他也非常遗憾地表示：彭老总如果不是写信，而是主动找毛主席恳谈一次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也有心结：最早发现“左”的问题是我，低调俱乐部最先唱起来的也是我，现在批“左”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试想，“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何尝不是挑起毛主席的这一心结，以致毛主席当场起立，为他的讲话鼓掌。另外，彭老总在信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原来是毛主席在延安批判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时使用的观点，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相当激烈刺激。
这些都说明，当时很多人都在困惑的时候，胡耀邦已经看清政局变幻背后的奥秘了，读懂所谓“帝王心术”了。近些年很多学者利用当事人回忆或者档案资料，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解密，对照这些研究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处于桃花源中的胡耀邦，其实是洞若观火，与后人上帝视角基本一致，他焉是不懂权术？
再者从1977年党校率先揭批康生，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动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胡耀邦都是孤军奋战，可是他善于制造机遇、开创局面，让历史的动力以四两拨千斤的气势冲破无比强大的阻力。诚然勇气也很重要，但是不懂权术的话，能这么快扭转历史方向吗？
“文革”后期，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身居高位后，有很多迫害过他或者背后放过暗箭的人也纷纷登门拜访，他依然对别人非常热情，给人家处理难题。1964年胡耀邦被任命为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下车伊始就全力纠“左”，集中精力搞生产，不过遭到西北局的严厉批判，落得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的右倾现行帽子，其中两个人性质最恶劣，一位是整起人来毫不心慈手软，住院了也不放过，一位是落井下石，竟然不顾三十年友谊，把私房话揭发出来。
没有想到，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积极为二人平反奔走。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后，又听说那位原西北局主要领导在京没有住所，立即给他安排住处，某天还叫上德平同志说：“去看看这位老同志，一起去，我要化干戈为玉帛”。甚至对他迫害最持久的“团中央”的军代表，80年代仍然被提拔当上了某部副部长。
家人和秘书经常提醒：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某某人以前可坏了，以前对你做了很多坏事。还有人送给胡耀邦“东郭先生”的绰号，意思是说他好人、坏人识别不清。可是胡耀邦回应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啊，但是没有必要计较，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这些人犯错也不能完全归咎为他们的品德，是时代的错误，是制度的错误。
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在玩弄权术和阴谋，但是他会宽容别人的错误，并且希望去用完善制度来减少人性之恶，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大慈大悲之心。他的这种做法会也感化很多人，那位曾经迫害耀邦的西北局老同事，若干年后在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边投票边大声说：我选年轻同志胡德平一票，而当时耀邦刚刚去世不久，胡德平个人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宽松。
至于胡耀邦为什么反对搞权术，或者不以权术待人，笔者再分享几个故事。耀邦同志还几次跟家人讲，汉武帝废戾太子，搞宫廷仇杀，这让汉朝的元气为之大伤。戾太子就是卫皇后所生的太子刘据，汉武帝晚年猜忌刘据，最后酿成血腥内乱，太子被杀，武帝事后也追悔莫及，不但为之昭雪，并筑“思子宫”以表哀思。班固在《汉书》中感叹：“巫蛊之祸，岂不哀哉！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耀邦认为即便是汉武帝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败在自己的权术中，人在操弄权术的时候，终归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时候，所以，还是最好远离权术，误人误己。
耀邦同志还经常告诫别人说：“防人之心不如信任、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解决好”。他认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光明磊落，绝对不能让猜疑、提防之心占据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席之地，如果把这种关系引入党内，谁能保障防不生疑、疑不生戒、戒不生斗？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
对此钱益民将军（叶帅的亲家，叶选宁的岳父）晚年时候的一个回忆。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专门设立的锄奸部，部长由钱益民担任。锄奸部在基层单位广设线人耳目，可以随时打小报告，目的是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根据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10万多名锄奸团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危言耸听地说过：“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延安的气氛很紧张，人人自危。
不过年仅23岁的胡耀邦敏锐意识到：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基层保卫工作应该由党支部负责，而不是锄奸部的“细胞组织”的工作网。
胡耀邦和钱益民联名先后向王稼祥、谭政、毛泽东、张闻天等递交了详实的调查报告，得到他们的赞同，中央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锄奸是延安时期极其敏感的工作，极少有人敢于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胡耀邦勇气和敏锐洞察力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鼓励胡耀邦说：“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
胡耀邦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差点被打为“AB团”杀掉，深受这种猜忌防范之苦，所以此后，尤其是他开始担任重要领导后，一直在推动政治生活阳光化、公开化。这些尤其集中体现在他担任总书记后制订的种种规则上，推行的种种促进党内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上。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胡耀邦等共产党人推动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次重要努力）
他就职总书记后，也有人反映说他不严肃、不庄重，没有领导气势。他听了之后不以为然，他的真实想法是：我其实是有意给周围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他觉得，我们党长期受“左”的或“整人”的政治环境干扰，政治生活太紧张了，他想以身作则希望政治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如果领导干部任何的讲话、交谈都是命令、指示，不但禁锢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会封闭自己学习、进步的环境。他认为，如果书记处学汉高祖，国务院玩曹孟德，下面的干部也都玩封建权术，这还像共产党吗？
显然，耀邦同志一贯很警惕那种藏在桌面以下的权术潜规则，主张要形成充满公开、阳光、正气的政治生活氛围。这种思想是他积极体验、观察，认真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得到的经验所得。对于权术问题，他也是站在一个更高地视角去看待，他觉得如果盛行玩弄权术之风，只有极少数人是赢家，而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输家。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