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纵贯江西省全境，流域地理上承长江中下游平原之北，衔接湖南于西，以武夷山为屏与福建相邻于东，东北方向与浙江相连，南面则通过大庾岭、九连山与广东相接，恰似围棋棋盘中的一片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自秦汉至明清，无论国都定于长安或洛阳，历朝历代对南方的经营始终高度重视。尤其聚焦于江南地区，赣江的战略意义尤为凸显——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赣江是否安定。
汉武帝时期，东南方存在着闽越国这一劲敌，其位于现今福建及浙江南部地区。闽越国王系出春秋越王勾践之后裔，楚汉争霸之际，因未受项羽封赏，转而出兵援助刘邦对抗项羽，刘邦登基后，自然厚待有加，立无诸为闽越王，统治今福建省区域。
福建因其险峻复杂的地形，被喻为兵家罕争之地，唯有闽江等少数河谷可通行。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殊地貌，使得外敌从江西方向进攻福建难度极大，反之闽越国对外扩张亦困难重重。汉代虽以中原为中心，但对长江南岸地区依然倍加重视，并在此设立了东南三大郡——以南京附近为核心的丹阳郡，以苏州为中心的会稽郡，以及南昌所领的豫章郡。从赣江视角来看，南昌犹如拱卫南京和苏州这两座重镇的门户。而对于汉军来说，保卫南昌的最大挑战，恰恰就是赣江。
倘若闽越人突破武夷山屏障进入赣江流域，并沿赣江北上，穿越赣州狭窄的河谷地带后，便能抵达万安县以北广阔的平原区域，有利于其军事行动的展开。若闽越势力直逼南昌，甚至触及长江岸边的九江，那么汉朝东南两大战略重镇——丹阳（南京附近）与会稽郡（治所苏州）将面临严重威胁。同时，闽越一旦向西扩张，则荆襄地区同样危机四伏。若闽越全面控制长江流域，势将成为第二个楚国，与汉朝形成南北对峙格局，这对于具有强烈扩张野心的汉武帝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
福建和赣南地区地形复杂多变，汉军欲由江西南部东进福建，必经之路便是顺赣江南下。然而，赣江在万安县至赣州段，险滩密布，怪石嶙峋，不利于大规模水军行进。这段水域被称为赣石，又名赣江十八滩，上九滩位于万安境内，下九滩则在赣州境内。
唐朝著名诗人孟浩然曾作《下赣石》一诗，描绘了赣江三百里间的曲折险峻：“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沸声常活活，洊势亦潺潺。跳沫鱼龙沸，垂藤猿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险艰。”六百多年后的南朝梁末年，大将陈霸先北上平定侯景之乱，同样遭遇赣江十八滩阻碍，史书记载：“赣石旧有二十四滩（与十八滩并不矛盾），滩多巨石，行旅以为难。帝（陈霸先）之发，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
这样的天险难题也曾摆在汉武帝面前，而陈霸先仅需逆赣江北上，无需如汉武帝般调度大量运粮船只南下。汉军粮船受阻于赣江十八滩，时间优势显然倾向于闽越一方。
尽管闽越国实力远不及汉朝，但汉武帝果断出击，迅速平定了闽越之乱。他深感闽越之地险峻反复，可能遗患后世，遂下令将东越人大量迁徙至江淮之间，闽越国几乎变为荒芜之地。此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10年，随后的三百多年里，遭受重创的福建发展步伐极为缓慢，直至东汉末年孙权治下的福建才逐渐焕发生机。
至南朝时期，扬州与荆州成为最重要的两个大州，分别以江浙沪和湖北、湖南为基础。只有皇帝的兄弟和儿子才有资格担任扬州和荆州刺史，足见二州地位举足轻重。而夹在二者之间的江州，即今日的江西和福建，尤其是江西，作为缓冲区存在。由此看来，稳固赣江就意味着稳住扬州和荆州，进而维系整个南朝的基本稳定局面。明朝时期，尽管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但南京依然是明朝在南方的核心统治区域。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正德皇帝设立南赣巡抚，委派王阳明出任。王阳明在平定叛乱后稳定江西的政策，核心同样是围绕赣江展开。以赣江为轴线，明军能够相对快速地到达任何目的地。稳固赣江意味着稳定江南的基本盘，而江南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清朝虽自东北入关，定都北京，但财政重心依旧在于江南。在清朝众多总督中，直隶总督地位最高，其次则是两江总督，所辖两江包括江南省（安徽、江苏）和江西省。清朝确保南方稳定的逻辑与历代相似：赣江稳，则江西稳；江西稳，则江南稳；江南稳，则天下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