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正月，新建伯爵位的传承在第三任持有人王承勋病逝后骤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纷争，这场牵动朝野、长达近二十年的“新建伯争袭案”就此拉开了帷幕。
同年三月，锦衣卫左所副千户王先通与自称王承勋次子的王先达几乎同时上疏朝廷，分别提出自己才是王守仁唯一健在的合法继承人，应承袭新建伯之位。王先通坚称伯父无亲子，而王先达则依长兄王先进已故的事实主张按制袭爵。这起家族内部争夺爵位的案件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不仅在于其持续时间之长，更在于争议的核心竟然是王先达的身份问题——他是否为王承勋亲生骨肉。
古代社会对血脉纯正极为重视，各大家族均有详实严谨的族谱以供查证，明朝朝廷亦有《功臣封爵宗图》和《功臣封袭底簿》等官方记录防止爵位冒袭。然而，在王承勋离世后，竟然出现连嫡嗣都难以确定的混乱局面，究其根源，竟是源于王家内院的一场狗血剧变。
第二任新建伯王正亿育有三子，其中王承勋与早亡且无嗣的王承学为正妻黄氏所出，王承恩则是妾郑氏的儿子。毫无争议的是，王先通系王承恩的长子。万历五年，王承勋袭爵后因正妻吴氏久未生育，纳了几房妾室，其中杭州女子沙氏深得宠爱，但因其恃宠而骄，与正妻吴氏展开激烈的争斗。而吴氏出身显赫，乃兵部尚书吴兑之长女，实力不容小觑，最终将怀孕的沙氏逐出王家。戏剧性的是，沙氏在其娘家诞下一子，即此案另一位关键人物——王先达。
沙氏携子归来，借助血脉之力，掀起一场大风波，其父沙相甚至状告王承勋正妻吴氏“骗婚”，声称吴氏曾以诰券立誓，只要沙氏产下男丁，便让出正室之位。尽管这一说法荒谬无据，但在王承勋可能暗中支持的压力下，试图以此迫使吴氏主动提出“和离”。官府查明真相后，判定沙氏仍为妾室，并判令其子远离王家。虽然王承勋后来承认了王先达的血脉并将其带回王家，但关于王先达是否真正被视作王承勋之子的疑云并未完全消除。
学者考证《皇明功臣封爵考》发现，王先达最初被记录于王承勋弟弟王承学名下，暗示他曾被过继给已故的王承学，此操作很可能由吴氏操持完成。此后，王家内宅暂时恢复平静，王承勋其他妾室为其诞下两子王先进和王先道（早夭）。万历二十六年吴氏去世后，王承勋虽未续弦，却重新接纳了沙氏，王先达也在这个阶段正式回归王承勋膝下，成为其子，但由于王先进的存在，只能居于第二顺位。
随着岁月流逝，王先进与王先达各自娶妻纳妾并育有后代。王先进仅有一子王业昌且早逝，王先达则有两子王业弘和王业盛。王家原本计划让王先达过继一子给王先进以延续爵位传承，但遭到王先达拒绝，他盘算着一旦王先进绝嗣，爵位自然会传至自己这一脉。王先进也未过多纠缠，从旁支过继了王业洵为嗣子。王先达此举不仅使新建伯爵位陷入危机，还激怒了其生母沙氏。
沙氏因年老色衰与丈夫关系渐疏，心理失衡之下，她在外包养英俊男子，丑事败露后，王承勋尚未发难，沙氏却自行癫狂。她先是企图毒杀亲子未遂，后又意图谋害亲夫，这让王承勋深受打击，怀疑王先达并非己出。在东林党骨干李三才的挑唆下，王承勋决定公开家丑，将沙氏送交官府，并奏报朝廷否认王先达的亲子身份，指其为沙氏与外人所生。沙氏最终被判极刑并在押解途中投河自尽，王承勋也将王先达一家逐出王门。
天启五年正月王承勋病故后不久，其嗣子王先进也随之病逝，王先进过继的儿子王业洵却未能向朝廷申请袭爵。《明史》与《罪惟录》记载，王业洵认为自己非王守仁直系血统，王先达更具袭爵资格。于是，王业洵策划造势，宣称王先达非王承勋亲子，并鼓动王承勋侄子王先通参与争爵，“新建伯争袭案”至此彻底爆发。
此案看似只需查明王先达与王承勋的关系即可解决，然而由于此前王承勋的折腾，王先达的亲子身份变得扑朔迷离。王先达与王先通双方均无法提供实质性证据，致使此案从天启至崇祯年间多次审理均无法定论。直至崇祯十三年王先达去世，其长子王业弘继续与王先通争夺爵位。
崇祯五年，皇帝下令由李清、郑瑜和张化元三位推官联合审理此案，经过一番调查仍未得出结论。李清提议通过查询皇宫存档来确认王承勋当年是否奏报过王先达非亲子一事，若能找到奏疏，则王先达为“假子”，否则即认定王先通诬告。双方对此方案表示接受，然而因李清等人偏袒王业弘，案件再度陷入僵局。
直至崇祯十一年，李清调任刑部后方提出查档申请，但最终结果不得而知，或是真未找到相关奏疏，或是根本不存在。李清据此请判王业弘袭爵，而王先通则选择贿赂官员寻求捷径，最终礼部判决由王先通袭爵。
【段落十三】
面对败诉，王业弘采取激烈手段，到午门哭诉冤情并扬言自杀，此举令当时已饱受内外困扰的崇祯帝大为不满，下令将王业弘投入监狱问罪。至此，王先通顺利袭爵，成为第四任新建伯。然而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李自成攻破京师，大明覆灭，新任新建伯王先通亦被大顺军斩杀，这场历经近二十年的“新建伯争袭案”终以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