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中有一棵古槐树,据传是元代第一任国子监祭酒许衡所植,距今已有700多年。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元初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曾五次出仕,参与了元朝文化、历法、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为元朝的汉化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誉为中国古代历法巅峰之作的《授时历》,就是在许衡的主持下修撰的。他更凭借理学成就,被明朝儒士尊为“朱子后一人”。
这样一位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卓越人物,就出生在郑州新郑。
出生微末,笃学不怠
南宋时期,中原地区处于金廷的统治之下。金朝末年,官吏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再加上天灾不断,蒙古崛起,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元史·许衡传》载:“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1209)九月生衡于新郑县。”许家世代为农,居住在河内郡(今沁阳),为避战乱,到许衡父亲许通那一辈才迁居到新郑县阳缓村(今新郑市辛店镇许岗村)。许衡就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
许衡年幼时,金国已经全面汉化,采取科举形式选拔任用汉士,儒学也成了官学。于是许衡在7岁那年就开始入学读书,学习儒家经典。
在课堂上,许衡问老师:“读书何为?”老师回答说:“取科第耳。”许衡又反问道:“如斯而已乎?”读书仅仅是为了这样吗?老师对他的问题大为惊异。以后读书时,许衡总是刨根问底、问个究竟,提出的问题经常连老师也回答不上来,以致于先后有三位老师无奈请辞,并对许衡父母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
许衡长大后,“时岁饥,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朝廷动荡、民生凋敝,他的生活也十分贫困,但即使如此,他仍勤奋好学、坚持读书。家贫无书,就跋涉百里,到别人家中抄书、借阅,再仔细研读。
1233年,蒙古兵临新郑,许衡被迫离家。此后数年,他辗转多地,并凭借广博的学问、过硬的人品成为北方著名儒家学者。9年后,许衡闻知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的姚枢正在传授程朱理学,就马上动身前去请教,研习程颐、程颢及朱熹的著作,从中获益甚大,从此“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
在苏门定居期间,许衡和大儒窦默、姚枢一同钻研学问,涉及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众多话题,为日后弘扬理学、救世济民奠定了基础。
五进五退,宦海浮沉
1254年,忽必烈出镇秦中,为了在关陕地区推行教化,命廉希宪为宣抚使,征召京兆教授,在中原早有声名的许衡就成了征召对象。他先是担任京兆教授,后升为京兆提学,负责教化百姓,成效斐然颇受爱戴。《元史·许衡传》记载:“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忽必烈画像
元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即位后,许衡再次被征召入朝,从此开始参与朝政,在政坛上为元廷出谋献策,直至去世前一年,即1280年,才最终辞官归家。在这20年间,许衡屡起屡归,经历了曲折的政治生涯。其中的宦海浮沉,既是身体的原因,也是由于受到了各方势力的排挤。
许衡是个儒学官僚,主要参与的是元朝文化变革,如制定朝礼、官制等。他结合现实情况,总结出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必须用“汉法”的规律,向忽必烈提出以“汉法”为核心的立国方针,让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但这些汉化举措,无疑遭到了蒙古守旧势力的反对,加上权臣阿合马阻碍,许衡欲诉无门,只能退而辞官。
虽然一再辞职,但忽必烈仍然非常重视许衡。1271年,忽必烈仿历代正统皇朝设置国子监,还任命许衡为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教授学生三纲五常、君臣之道、礼义廉耻等汉法。
《授时历》书影
因为许衡明历理,忽必烈还曾任命许衡为“领太史院事”,以郭守敬、王恂为副,全面负责制定新历,即闻名后世的《授时历》。只不过,在新历颁行的前一年,许衡因身体原因再次辞职,并于不久后去世。鉴于他为元朝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忽必烈赠谥“文正”,从祀孔庙。
许衡是在元朝传播理学的第一人。他提倡汉法,一生以弘扬儒道、承继道统为己任,为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明朝儒士尊为“元代第一通儒”“朱子后一人”“继往圣开来学”。
此外,许衡极大程度参与的元朝汉化举措,以及他“华夷千载亦皆人”的民族平等观,推动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而后代对元朝正统感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就出于这份文化认同。
我心有主,行道天下
在蒙元复杂动荡的时代,许衡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对人说:“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他继承了朱熹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心性学说,极力推行王道德治,认为三代帝王心术正,天理流行,故成王道盛世,强调人君担天下重任,要正身心,不可贪图享乐,务必勤勉谨慎,方能治天下。
所谓正君心、求民心,许衡自身作则,垂范世人。据《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在国子监任职时,曾被污蔑利用权势贪腐捞金。朝中有人为许衡作保,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忽必烈询问其中原因,对方讲起了“许衡不食无主梨”的故事。
原来,许衡早年曾跟人们一同逃难,时值酷夏,炎热难耐,加上路途辛苦,大家都饥渴而疲惫。这时,人们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棵结满果的梨树,人们争先恐后去摘梨吃,许衡却端坐在树下,不肯吃梨解渴。大家都很奇怪,问他原因,许衡表示“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们劝他:“世乱,此无主。”许衡回答:“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人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意思是说,不是自己的就不能拿,即使是别人遗落的,一丝一毫也不能取。试想,一个无主的野梨子许衡都不拿,怎么会接受不正当的财物呢。许衡因此免受责难。
许衡画像
许衡虽然精研程朱理学,但并非迂腐的儒生,而是结合自身的从教体会,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论”。
他说道:“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
治生即谋生,在许衡看来,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士君子”可以行商坐贾,商贾“亦有可为者”,人生的道路并非仅被限制在“教学与作官”上。
作为大儒,许衡的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尤其在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繁荣,消费文化多样化,王守仁、李贽、黄宗羲等大家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等观点,与许衡的“治生论”是一脉相承的。
“读书何为?”回望许衡年少时的发问,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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