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伯光
《杜鹃花落》的事情引起很多网友的愤怒，这个也被开除。如果你读过这篇文章原文，就发现问题吧不是网友说得那么严重，某种程度上和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站在日本侵略者的角度，然后炸死自己儿子反思战争（电影是军人崩溃自杀了）
这个问题很早以前我就写过，主要集中在中国第六代导演问题上面，比第五代导演走得还远些。2001年WTO更进一步市场化和西方彻底接轨，他们又继承了五代导演和文化的伤痕文学，企图走一种当时更国际化的人道主义反反战思想。
反战思想就是站在侵略者角度去写，怎么侵略者丧失人性了，他们也非常痛苦之类的。
我那时说过，很多中国人照着西方套是有问题的，西方近现代发动不正义战争太多了，他们当然要反思战争。但中国近现代打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正义的，你需要反思个什么劲。更何况，结合现实日本人不反思战争，越来越盛行反思战败。
你一个受害者替侵略者反思战争丧失人性，战争导致悲剧很怪知道吗。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一名女性被强奸了。你不想着主持正义，惩罚罪犯，天天在那里思考“他强奸我是不是有苦衷啊？”他因为某某原因强奸了我，其实他也非常痛苦啊“。
这简直深得小日子某些文化思潮精髓，其实是非常荒唐的。
“美化日军”究竟怎么回事？你怎么看
首先，这位校长是用一种类似于便于理解可以说是“反串”的一种写法从日本大佐的视角写的文章。
有人说，因为最后大佐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所以整体就是批判反战。所以是正当的。但问题是首先，这个敏感的话题，你先反串就不太好掌控，正话反说很容易就变成了反话正说。
第二，即使考虑了反串也是有重大问题。这才是最可怕的。反串后的正当性也没有，大佐就不应该以儿子为借口来进行扫荡我军部队。这个没有正当性。这不是典型的七七事变的改编么？借口有士兵失踪所以发动七七事变侵略我们。这本身就不正当，不合理的。
大佐儿子丢失，和大佐侵略中国，扫荡中国军人就没有关联性。大佐有没有儿子，儿子有没有丢失都不是侵略中国土地，杀害中国军人的前置理由。即使是在反串里面，也不应该有同情大佐，认为大佐扫荡中国军队是可能有一些正当性的情节，这不是变相在反串中承认七七事变日本做法是合理的么？？
大佐儿子的丢失自始至终的原因都是大佐侵略中国把战火带到了中国。而不是怪中国或者中国军人把侵略者的儿子丢失了。再加上，我党军队向来都是军纪严明，不准虐待俘虏，大佐有凭着我党这么一份无与伦比的声誉，有啥资格认为是我军杀害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无辜的人。
即使是所谓的“不干预战争”的无辜者，但也并不无辜。大佐的儿子是踩在中国被侵略的土地上，享受着不应该的不道德不正义的居民身份，甚至还可能享受着大佐借由不义侵略所带来的战争红利。比如吃上搜刮中国老百姓的1山珍海外味。
但即使如此，我党军队都从不会主动杀这样的“无辜者”，即使是建立伪满洲国的末代皇帝，我党都没有杀，都是判刑入狱。
用自己的小人之心来度我党军队之腹，很有些污蔑我党军队的意思。并不是日本大佐炸死了自己的儿子才是批判，而是日本大佐从刚开始就不应该以军队踏入中国土地，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儿子带到这片当年的痛苦之地上。
难道说，大佐如果最后儿子没炸死或者说没炸到儿子，就不用批判日本大佐侵略的根本罪恶了。问题不在于是否用了反串，而是反串的表示方式和逻辑就是错的。就是可怕的流毒。
不是因为大佐丢了儿子就可以杀害中国军人，不是大佐炸死了自己儿子所以就反战了。
而是，大佐自己侵略了中国，还让儿子来到了这片他们带来战火的土地。是大佐用侵略害死了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处于危险中。
即便没有儿子丢失，大佐还是会找另外的理由扫荡中国军人，侵略中国领土。
即使大佐没有炸死自己的儿子也是错误的行为，也应该反战。
这个底层逻辑错了，这才是可怕的。这才是真正的流毒。
不要被所谓的大佐找儿子复仇这样的看似温情的逻辑给蒙蔽了。
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在蒙蔽你。大佐找不赵儿子都不是原因，原因是他要侵略你，要杀害你的军人。而不是为儿子报仇，但很多人就看着最表面的对中国军人的用词上，这个比起后面的是小问题。
大问题是，反串中暗含着因为找儿子所以扫荡中国军队有合理性，听信了找儿子这样的侵略借口，相信了我党军队会杀害无辜者的说法。
这才是涉嫌美化侵华日军，污蔑我党军队的的地方。
另外就是，这个反串本身就敏感，中学生几乎都读不出来。
所以，只能大概地感觉到日本大佐真性情这样扭曲的感受。这也是在荼毒的地方。再加上即使是反串，里面的表达来就有问题。读懂了倒不如说更深层次地美化日军和污蔑我军。
明明是受害者，偏偏替侵略者“反思”？中国文化人，真的病了
原不该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写这样的作品。第一人称视角必然会导致，或者说就是用来让读者代入到叙事者的角色中去的。
有的利用这个特点来制造奇效，第一人称叙事者其实是大反派，但是读者代入其中，跟着叙事者的视角和心理活动在故事的迷宫中前进，叙事者成为骑驴找驴的盲点，最后突然反转，起到奇效。
但是，这种叙事方式也是先把叙事者包装成“好人”才行的。在悬疑小说中，这样做可以，因为罪犯的身份是隐藏的，他自我界定正义，无论是偏执还是失忆还是用表达技巧隐藏其恶意，都可以起到反转效果。
而读者恰恰是把第一人称叙事者当成好人，共享视角，共享心理活动，达成共情了，然后反转才有戏剧性，让读者惊叹我怎么没发现我“演”的原来是坏人？
然而，这部作品第一人称视角的身份是显性的，对手的身份也是，不满足上面的前提条件。而这种身份，认知正常的话是无法共情的。等于把读者塞进一个他要极力逃脱的躯壳中，会引起极大的不适。最终的所谓反转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正常读者一开始就没法共情。
打个比方，如果同样是悬疑小说，一开始就让读者知道第一人称视角是个变态杀人狂，而且原型是杀害读者现实中亲人的凶手，这个读者能接受吗？肯定不能，实际上以第三人视角描写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
打个比方，如果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让玩家扮演日军射击八路军，这游戏没法让人接受对不对？或者让玩家扮演杀人狂在游戏里杀自己的亲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无法接受，对不对？所以，这个作品用这样的写法，本身就是失败的。
第一人称视角反转的经典(正常)作品很多是悬疑类小说，读者代入叙事者角色时认为叙事者是“好人”，跟着一起找凶手，找来找去，到了结尾发现凶手竟然是“自己”。这样的作品成功的原因是叙事者伪装成了好人，读者代入其视角，接受其立场不会感觉抵触。
这部作品一边日军一边八路，没藏什么，没误导什么。如果想用这种写法起到相同的作用，只能是东施效颦。就直接以第三人视角写一日本军官石原绝后，凶残围攻八路军，最后把自己儿子打死了，效果不好吗？
如果一定要挑战第一人称视角，玩技巧，那也绝不能只有日本军官自己一个第一人称，而是可以日军、土八路、日军儿子三个，利用时空差制造悬疑，最后三方汇聚到结局的时空点，原来日军打死了自己的儿子。
从“美化日军”来看，中国文化圈的问题，在根子上
从抗击日寇牺牲的军民、从被日寇731部队毒杀的无辜者、从被日寇三光牺牲的无辜平民、从南京大屠杀30万冤魂、从牺牲的三千多万同胞的角度，这篇文章既不该发表，也不该写出来。
还是什么校长等一大堆头衔，从这篇文章看，的政治素养、道德修养非常不够，他的这些头衔大概率是专营来的，不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来的。
边芹的书为什么禁止再版，具有争议性和敏感性质。
不能怪我老拿‘边芹’说事，主要是作为对照组她太鲜明了，我们的文化圈一度沦丧到名利皆握西手依赖投喂，自然也卷出‘骂中国得投喂’的生态，边芹是最早对这种投喂生态加以反思的。
欲灭其国必先碾碎其民族骄傲、自尊，边芹算是这代人最先揭穿这套‘崩溃道心’打法的，当然也 遭到‘跪族’的疯狂反击。人家都跪出高级感了，你去把五光十色的泡泡捅破，那肯定要拼命的。‘文化自信’是对‘道心崩溃’的对冲。
今天回看已经是‘认知战’的范畴了，莫言们都言论自由，但是边芹的书就被封禁。以《被颠覆的文明》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洗脑套路，呼吁夺回‘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的边芹反倒被‘挂起来’了。
无怪她把之后的作品命名为《谁在导演世界》，充满了象征与隐喻。
《杜鹃花落：还原日本侵略者的真实行径及其丑陋本质》
对于事件主角杜鹃花落在真实事件中的表现引发广大网友的愤怒，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故事，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篇颇具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南京南京》和《杜鹃花落》所反映出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到2001年的WTO更进一步市场化和西方彻底接轨的时期。此时，国际社会出于保护个人隐私与人权的原则，开始尝试接纳并引入旨在反思战争和促进人道主义的反战思想。《南京南京》作为一部在五代导演基础上发展出的新一代反战电影，以其对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残酷事实的深刻揭露和深情讲述，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然而，相比之下，《杜鹃花落》在情感深度和表达手法上却遭遇了争议。
诚然，文章开始部分提出站在日本侵略者的角度，强调炮轰自己儿子以反省战争的观点。然而，在此过程并未展示足够的证据或历史依据支持其观点。在此情况下，通过对书中大量反战标语、二战期间重要战役以及大量幸存者日记、照片等文献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该文中存在大量非历史事实和主观臆断的描述。这些情节不仅偏离了基本的历史真相，同时也质疑了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对战争的客观认知。
在讨论问题的中层部分，指出如何“美化日军”，试图以此弥补其战争行为的合理性。例如，“强奸女大学生”的细节设置似乎突兀且牵强附会，不仅不符合事实，更可能导致读者产生误解和混淆。此外，还将“美化日军”的概念应用于自己的儿子“原子弹爆炸案”：“一位女性被强奸了。你想着主持正义，惩罚罪犯，天天在那里思考‘他强奸我是不是有苦衷啊？’他因为某某原因强奸了我，其实他也非常痛苦啊”。尽管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节设定，但它引发了读者对如何评价个体犯罪的心理拷问，即如何看待他人遭遇犯罪时的痛苦和纠结，进而将这种带有轻微个人情绪色彩的叙述推向更深层的探讨。
核心主题无疑是关于审视历史事件的正确路径和文学创作的底线。文章多次援引观众对于日军暴行和“美化日军”的误解，认为这类批评往往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解读和艺术加工。试图以反讽的方式揭示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个人视角下的教育背景和利益驱动，从而使读者意识到这些负面形象并非源于真实的事件本身，而是源自作品对个人受害者的无情推卸和诽谤。然而，这一结论过于片面和忽视了其他角度，如参与决策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军事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军队长期以来秉持的严肃军纪和民族情怀等方面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杜鹃花落》的所采取的策略，一定程度上被电影《南京南京》所借鉴和模仿。相较于《南京南京》，《杜鹃花落》没有刻意展示特定战场环境下的悲惨景象和死亡人数，而是从更高层次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历史性、道德性和人性元素。影片选取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日记和评论片段，运用深情的文字描绘了战乱对民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同时也聚焦于战争创伤对个人心灵的摧残和赎罪之旅。
然而，《杜鹃花落》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它并没有明确谴责侵略者的战争行为，而是试图淡化其残酷性，强化其背后的个人悲剧。这一情节的选择不仅未能平息人们的愤怒，反而加深了公众对于过度抽象历史事件的理解偏差，从而强化了对“美化日军”观念的反感和警惕。
综上所述，虽然两篇文章均涉及反战题材，但它们在理解和评价战争的本质以及如何刻画历史人物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杜鹃花落》虽试图用反串手法进行拓展，但其缺乏基于事实和真实事件的高度鉴赏能力，容易受到个人情绪化的因素影响，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解读和审美偏颇。相比之下，《南京南京》则展示了更为严谨的历史再现和深入的人物剖析，其提出的“文化自信”理念不仅是对战争现实的精准剖析，更是对塑造健康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呼唤。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批判性阅读和深度研究的历史作品，避免将个人主观感受和情感偏见强加给历史事件，倡导理性对待历史、独立思考和尊重多元价值观的文化心态。同时，鼓励创在创作中积极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困境和生存状况，挖掘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根源，以期构建更加全面和公正的历史观，确保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总的来说，《杜鹃花落》以其“美化日军”为中心议题，虽然表达了一些深度和独特之处，但由于其未能妥善处理历史背景、信息来源和艺术表现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导致人们对战争的本质认识和公众评价出现了偏差。相反，《南京南京》以其精确的历史再现和细致的人物描绘，坚持将历史事件与人性关怀相结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学者们的高度评价。这对于我们反思战争、保护历史遗产以及塑造健康的民族文化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保持对历史真相的敏感和理性思考，不再被以“美化日军”为导向的不良创作所迷惑，而是回归历史真实，坚守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