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博物馆藏张之洞《致陶斋》信札一通，有人认为“陶斋”是郑观应。经查阅三种张之洞年谱、同治《宜昌府志》等资料，笔者考定该信札为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所书，“陶斋”是当时的宜昌知府聂光銮。

《致陶斋》信札

信札释文

沈佳惠于《揭秘张之洞信札中的人和事》（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一文中，认定此信写作于张之洞湖广总督时期，并认为收信人“陶斋”为郑观应，不确。湖广总督管辖两省（湖北、湖南），权力极重，巡视辖区时必定盛饰仪卫，携带大量幕僚、随员、巡捕，即使要标榜清廉，不让地方官在接待时过于铺张，也断不至于要亲自借钱作旅费。经查阅张之洞三种年谱及同治《宜昌府志》，笔者考定该信札为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所书，“陶斋”是当时的宜昌知府聂光銮。沈佳惠释文有误字，笔者的释文为：

陶斋仁兄大人阁下：

诸事大略完毕，明日昧爽即可扬帆西上，诸费清神，感泐无既。兹有启者，此行在途时日过多，出省时携带盘费六十金，顷已萧然无馀，而巴东以上陆行，需用尤多，望祈暂借二十金，自施南回到宜昌，登岸即当奉赵。筹划不豫，殊为可笑耳！特此奉商，企候回玉。顺请升安。不宣。弟张之洞。初七日戌刻。

信札谈到：在宜昌的事情大体办理完毕，明天一早即坐船西上，感谢在宜昌停留期间“陶斋”付出的辛劳；此行在离开武昌省城时只带了六十两银子作盘缠，眼下业已用尽，但后面巴东以上陆行，需要坐轿，使费更多，希望“陶斋”暂借二十两，从施南回到宜昌马上归还。

函中提到巴东、施南等地名，为宜昌府属县。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记载相同，同治八年张之洞“正月初旬抵省，二月驰试省西荆州、宜昌、荆门各属，……□月回省”。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与此无异。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按试“省西”在当年上半年，二月份先考荆州各属，宜昌当在荆州之后，约略在初夏时分。

晚清史上有两位著名的“陶斋”，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一是曾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汉军旗人端方。端方出生于1861年，1869年才八岁，从年龄来说可以排除。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郑观应呢？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同治八年郑观应“与卓子和（卓国卿）承办和生祥茶栈，主要业务是为两湖、江西及徽州的茶客沽茶”，理论上有可能去过宜昌。笔者也曾怀疑收信人为郑观应，如能确证，两人关系可追溯至1869年。后来，笔者整理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两者的来往电报，感到他们并非“旧识”。郑观应与张之洞打交道，始于郑氏在广州担任彭玉麟的湘军营务处会办。

被学政尊称为“大人”的，应为一定级别的实缺主官。据《待鹤山人事略》，郑观应“由监生于同治八年二月在皖营报捐员外郎”，这是用钱捐来的职衔，实际应为“候补员外郎”。当时候补官实在太多，只要自己不向吏部挂号申请补缺，就不会有补实缺的机会。即使此时张之洞向郑观应借旅费，以学政地位之尊，不应称郑观应为“大人”。

“陶斋”是宜昌知府聂光銮

去年笔者翻阅同治《宜昌府志》时，才恍然大悟，收信人“陶斋”乃是宜昌知府聂光銮。湖广总督官文为府志作序称：“今聂陶斋太守创修郡志，延王子寿比部并训导雷春沼”。可知此“陶斋”姓聂，是同治年间的宜昌府知府，“王子寿比部”为著名学者、刑部主事王柏心。

《宜昌府志》官文序

据李朝正《清朝四川进士征略》，聂光銮，字东涪，号陶斋，四川省屏山县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签分湖北，授潜江县知县，继调应山知县，同治二年（1863）因功升宜昌府知府，四年（1865）调署汉阳府知府，五年（1866）回任宜昌知府，八年调武昌府知府，因父丧哀毁过甚，未服阙即卒于家。聂光銮主修《宜昌府志》十六卷，另有著作《槐阴书屋诗钞》二卷、《制义》二卷、《试帖》二卷、《公牍偶存》一卷、《宾寮投赠集》一卷。聂光銮是曾国藩同年进士，在《曾国藩全集》中，有致“陶斋年兄”的几封信。

同治八年（1869）四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李鸿章上奏，拟将聂光銮调补武昌知府，奏折中说：“查有宜昌府知府聂光銮，年四十六岁，四川屏山县人。由优廪生中式道光癸卯科乡试举人，甲辰科会试进士，以知县即用，签掣湖北，是年十二月到省。二十八年，题补应山县知县，是年十月丁母忧回籍守制，于咸丰元年正月服满，仍赴湖北候补。旋委署郧县事，题补恩施县知县，复委署应山县。五年，带勇随同克复德郡出力保奏，奉旨：著开缺以同知直隶州补用，并赏戴花翎。钦此。十一年，克复黄州府县出力保奏，奉上谕：著免补本班，以知府用。钦此。旋奏补宜昌府知府，同治二年八月先行到任。三年十月请咨赴部，四年三月引见，奉上谕：聂光銮准补授宜昌府知府。钦此。四月回省，委署汉阳府，七月到宜昌府任。该员守洁才优，明干有为，且系正途出身，久任烦剧，以之调补武昌府知府，洵堪胜任。据藩、臬两司会详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以宜昌府知府聂光銮，调补武昌府知府。”（《李鸿章全集·奏议三》第420页）

因省城所在武昌知府出缺，李鸿章拟将能力甚强的宜昌知府聂光銮调任武昌知府，奏折通过驿递送往京城，再奉到批旨，至少要两个月时间，故张之洞1869年初夏按试宜昌府属各县时，聂光銮仍在知府任上。

张之洞任学政时出行轻车简从，尽量减轻地方官负担。这次，他作为湖北学政考试湖北西部各府州生童，没有带够旅费，要向宜昌知府借钱，在今人看来似是笑话，对标榜清廉的张之洞来说是个佳话。按清代制度，学政按试省内各县，住宿、膳食由地方官供应。张之洞向聂光銮借二十两银子，估计是预备支付给轿夫的轿金以及打赏费用，因巴东以上无法乘船，只能坐轿，费用比坐船要高。

张之洞此次宜昌公干，留下一首《黄陵庙》诗：“千秋哀怨数湘君，怅望凉波落叶纷。游幸本来殊穆满，不才难免惜商均。同心斑竹千行泪，一去苍梧万里云。独有谪仙传苦意，不殊灵瑟夜中闻。”黄陵庙在今宜昌市夷陵区江岸，原名黄牛庙，当地人为纪念传说中黄牛助大禹开三峡而建，相传三国时诸葛亮重修，后改称黄陵庙。张之洞诗通篇咏大禹、二妃及大禹之子商均，不及诸葛亮事，或者他认为诸葛亮重修说为不经之谈。

《张之洞全集》不全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期，编撰出版《輏轩语》《书目答问》，识拔不少人才，留下许多佳话。相形之下，他担任湖北学政期间的事迹较少。晚年，张之洞假托弟子名义撰写《抱冰堂弟子记》，湖北学政时期只有一句“捐廉创立经心书院”，极为简略。此函可为张之洞生平增添一趣闻，将来编纂《全集补遗》时或可加以收录。

已整理出版的晚清名人全集，可能以《张之洞全集》最为“不全”，仅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张之洞档案即极为浩博，未及入集。同治八年的这一封信，在庞大的张之洞文献当中不算特别重要。然而，之前有人错认“陶斋”为郑观应，笔者考定收信人为聂光銮，年份为同治八年（1869），自应公诸于众，避免继续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