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从那时起，由于工作和兴趣使然，我便成了人民日报40多年的老读者和老了，先后写过评论、理论、新闻研究和副刊稿件40余篇。
198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198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是我国媒体的一面旗帜。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探索之初，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建言献策，人民日报及时发表了《鼓励大家讲心里话》（1986年7月21日）的评论员文章，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士气。当时，我在长江日报评论部工作，随即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评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1986年8月10日在一版“每周论坛”刊发）——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要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场所。这里有几个认识问题要解决：第一，党报的喉舌作用和桥梁作用应该是统一的。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反馈作用。第三，读报观念和办报观念应该同步转变。第四，以切实措施保证讲话者的权益。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难免会出现片面、过头和牢骚话，报上也难免会出现某些失实之处，出现问题以至错误。对此，一是力求减少和避免出错，二是有错则及时纠正，但不能因发表一篇错误的或者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文章，说了几句真心话，就把、搞得灰溜溜的。不允许人家讲错话，不允许文章出差错，群众的心里话就不可能充分表达出来。
1985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推出《每周论坛》，它在是在一版小言论《今日谈》开办5年后推出的“有政论的严肃、长于说理、不失灵动和文采”的加框千字文。我的这篇评论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多家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当即在一版转发了这篇评论。后来，我又在1986年6月30日《每周论坛》撰写了《思想工作中的“微笑服务”》和1989年1月2日撰写《学一点“爱抚管理学”》。1月1日是各报发表元旦社论的时候，我的小稿在2日刊出，被同事们笑称是“准元旦社论”，这自然是戏言。一个月后1989年2月3日，该专栏更名为《人民论坛》转到四版刊发，1994年后每周一、三、五定时在要闻版四版右上方准时刊出。（涂光晋著《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第1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总结《每周论坛》的方针时写道：《每周论坛》要注意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选题上配合中心与“眼观六方”的关系，二是观点上宣传中央精神与反映群众心声的关系，三是风格上庄重严肃与生动活泼的关系。与《今日谈》相比，这样的小言论，无所不谈，生活气息比较浓郁，在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的前提下，侧重于表达群众的种种喜怒哀乐，往往是在有普遍意义的小事上做文章，风格上也不拘一格，或犀利明快，或诙谐幽默，皆无不可。《每周论坛》恰恰介于两者之间，这就决定了它在评论中的基本地位与它的基本特点。（吴国光：《大小 软硬 虚实之间——关于“每周论坛”的》，载1986年第3期《新闻战线》）《每周论坛》的开办，为广大评论者提供了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论坛评论的学习机会。
1989年1月2日《人民日报》每周论坛 《学一点“爱抚管理学”》
我利用学习研究奖励学的知识，在文中写道——
“爱你的职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这是欧美发达国家许多企业家提出的一项管理新原则，名曰：“爱抚管理学”。
最近，党中央提出要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厂长不仅要抓物质生产，而且要抓思想工作，抓人的素质的提高，为此，提倡厂长、经理学一点“爱抚管理学”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爱抚管理学”的是十分丰富的，如善于发现和鼓励职工的优点和长处，善于把职工身上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运用奖励和惩罚时，一般来说，奖赏的次数宜多，处罚的次数宜少；奖赏的气氛宜浓，处罚的气氛宜淡；奖赏的场合宜大，处罚的场合宜小，等等。
当然，提出学一点“爱抚管理学”，也不是什么新观点、新创造，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与加强管理、严格要求不矛盾。问题往往在于，我们有些企业家该严的不严，该爱的不爱，在管理中不讲科学，过于简单，甚至还是靠家长制的办法，那就办不好企业了。
如何鼓励大家讲心里话，讲好心里话，倾听心里话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结合城市建设中如何修建公共厕所的问题又在《人民论坛》专栏写了相关话题的评论如《多听老百姓的意见》（2002年5月8日），后被5月15日《报刊文摘》转载。在网络和多媒体的新时代，如何鼓励大家讲真话、讲好真话仍是个重要话题。于是，我在《今天，怎样讲好真话》（2011年8月26日）写道——
2002年5月8日《人民日报》
2011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看法，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讲自己认为不得不讲的话。真话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经过实践检验它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正确、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
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今天，从社会运行和治理的角度来说，真话是社会良性互动、和谐运行的基础与润滑剂。通畅公民讲真话的渠道、掌握社情民意，是科学执政的首要前提。正确的话，利于把握时局，认清形势，理性决策；片面或错误的话，也有利于掌握动态，分析原因，从另一面或反面检查和改进工作。真话不等于真理，但“讲真话”却是真理。
面对新形势，政府应带头讲真话、讲好真话。
新闻媒体是真话的发声者和传播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问题面前讲真话，让受众得到事实真相，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凝聚社会共识与合力。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需要提高讲好真话的本领，用好“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发言机会。
把真话讲好是一门学问，至少需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谁来说，即明确传播者自己的身份，社会角色不同，传播的和方式也不同；二是对谁说，即研究说话的对象，针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确定自己的传播方向和策略；三是说什么，即研究听话者的需求，确定传播；四是怎么说，即研究描述和评论方式，提高说真话的效果。
在新的舆论场中，我们不能“想到就说”，而是要“想好了再说”。意见深思熟虑，表达有理有序，才能真正看到问题，有利于进一步解决问题，话语的力量也才会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在5版“评论”版上撰写《开好群众点赞的民主生活会》（2015年12月25日）里指出——
民主生活会是我们党的好传统，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家直奔主题，辣味十足，红了脸、出了汗、触及了思想灵魂”。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组织群众有序参与，让群众监督和评议，是中央对开展好这一活动的要求。目前，按此标准开展的民主生活会，作为“关键动作”正在各地党组织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有序进行着。在这一过程中，不可不注重改进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和提高其质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和点赞。
群众代表参加民主生活会，能更深切地感受领导干部在修身、用权、律已上表现如何，在谋事、创业、做人上存在什么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也能看到领导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否深刻，是否一语中的，是否找到问题的要害，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民主生活会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他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国家发展与自己前途的关系，同时也会对领导干部的整改举措得当与否，作出清晰的判断并提出可供参考的积极建议。这是开好民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不可小视。
我在《怎样将群众装在心里》（2013年8月19日《人民论坛》）写道——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如何看待群众、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那么，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如何才能将群众真正装在心里呢？
第一，不能把群众称作“刁民”。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干部只有端正态度，才可能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心里。
第二，不能用“不明真相”来说群众。近年来的多起突发事件，大都有所谓“不明真相”群众的参与。群众之所以不明真相，是因为掌握信息的机关和领导干部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领导干部只有认识到信息不对称对部分群众造成的“信息困境”，认清自己在信息方面的“公开责任”，撕掉“不明真相”的心理标签与偏见，才能将群众装在心里。
除了“不能”，还有两个“应该”。一是领导干部要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凝聚人心、同舟共济。二是当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实现目标后，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欢乐，其心态应该既不是以恩赐者的姿态接受感谢，也不以功臣自居，唯如此，才能真情体味群众内心的欢欣，感受群众质朴的情怀。
总之，懂得了群众为什么而苦，也就明白了自己该如何为群众祛苦；懂得了群众因何而欢乐，也就明白了自己该如何让群众拥应更多的欢乐。有了这种百姓情怀，群众自然就在心里了。
在《何妨自问“我有几个诤友”》一文中（2015年10月22日《人民论坛》）写道——
批评比赞扬难开口，批评也比赞扬难接受，这是人之常情，但正因为批评的稀缺，更凸显批评的价值。哲人有言：“最能保人心神之健康的预防药就是朋友的忠言和规谏。”人无完人，听取别人意见是改过迁善的前提。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政党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对领导干部而言，广开言路、多纳谏言、多交诤友，既有利于提高干部个人素质，防微杜渐，也有利于掌握实情，科学决策和行政。
……
领导干部因为工作特殊，地位特殊，很多人巴不得成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为的就是“投其所好，谋己所需”。这样的“朋友”要么藏匿于官场同僚间，活跃于商圈和社会上，要么就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他们期盼的是挪公家之权，肥一己之私。在他们那里，听不到政失政弊和民间疾苦，也听不到肺腑之言和慷慨之词，能得到的只是“镁光粉”和“迷魂汤”。不少落马官员在忏悔时都不约而同提到，自己听不到不同意见，更少遇到直面的批评，因而愈发为所欲为。一些人甚至感慨：“是朋友把自己抬进监狱的!”此中深刻教训，讲的就是净化“朋友圈”的重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因违反常识而产生的事故和灾难。于是我写了《让“常识”成为公众力量》（2009年8月14日）：“常识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能为大众所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在人们咿呀学语的时候，大人们就开始教会孩子们掌握常识：吃饭的常识、睡觉的常识、游戏的常识和运动的常识。到了社会，又要学会并掌握待人接物的常识、安全保卫的常识、医疗保健的常识，还有应付灾难和识别假货、坏人的常识。到了学校、进了单位，还要接受一般的和各门各类的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常识，它是我们立身建业的础，它是我们向着更高目标迈步的台阶。”
（200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多年来，我还写过《思想工作中的微笑服务》（1986年6月29日“每周论坛”），在“人民论坛”专栏发表《能上能下好》（1991年9月8日）、《比什么怎么比》（1992年5月9日）、《快把“短木板”补长》（1993年1月28日）《从成就看成熟》（1999年10月15日）等。
“今日谈”是人民日报在一版设置的名牌栏目，针对现实问题发表短小精悍的小评论。武汉市有一位120电话接线员，在危机时刻指导病人妻子抢救了家人的宝贵生命。为此，我写了《呼唤更多“生命接线员”》（2016年12月10日）等评论。
我在《不能用行政级别作奖励》写道——
针对某县规定：乡镇企业完成100万元利税的可享受县里副局级待遇；完成200万元的可享受县里正局级待遇。另外，某地区还规定：县财政收入超过1个亿的，可享受副地级待遇。经济效益成为衡量人们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较之内地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办得好，贡献大，所创造的利税在当地的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对于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予以嘉奖和表彰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用行政级别待遇作为奖励的手段却是不妥当的。
我们常讲要把企业推向市场，那么，对企业的奖励也只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而不能套用过去的老模式。企业的效益好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多了，完全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提高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待遇，而不必去追求什么行政级别。上级主管部门也不必用官阶作为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诱饵”。把经济效益和行政级别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官阶的高低来衡量企业贡献的大小，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的。
（1993年8月10日 《人民日报》）
我在《让群众评议真正落地》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现实中，为何有的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除了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评价没能转化为影响干部去留升迁的硬杠杠。在这个意义上，要让“群众意见”得到实质性尊重，既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必要进一步用好群众的评议结果。”近些年来，在培养考核提拔干部问题上，有关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如何“让群众评议真正落地”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018年1月31日 《人民日报》）
理论研究是人民日报的又一个特色和强项。近年来，报社增加了理论版和学术版，为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精心组织策划了大批高质量、高水准的理论文章。多年来，我也为该版撰写了《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和普遍的任务》（1988年9月23日）、《程序公开大有益》（2002年10月26日）、《设置不可行论证程序》（2004年5月25日）《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2012年1月30日）等文章。
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一文中写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意义重大。为此，要把握以下三点：坚持科学性就是程序设置符合客观实际、符合规律，人们按此行事能够以较小投入获得较大收益；坚持公开性是指决策者要将决策制定过程向公众说明；坚持合法性是指程序设置符合和遵循国家有关法律，重大决策、重大改革的程序于法有据。
（2018年3月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在理论版“大家手笔”专栏发表了《保障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文中写到——
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彰显了中国式民主广泛、真实、管用的特点和优势，能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也能有效汇聚起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享有更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权利，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广泛参与，即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持续参与主要体现为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参与治理的实践不是一时的，短暂的，也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不断地进行。
深入参与体现在人民参与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上。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商量得越全面越深入越好。在调研，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都要让人民群众参与，保证决策顺乎民意、合乎实际。
（202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大家手笔”专栏，2020年6期《新华文摘》摘发）
作为一个老报人，除了职务行为要时常撰写评论、理论文章外，工作之余也为人民日报的副刊写稿，得到们的鼓励。
（199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大地 副刊）
为此，我写了《鼓倒掌之我见》——
在文艺演出中，有时掌声热烈，有时掌声稀落，其间也有为表现不佳甚至拙劣而鼓倒掌的，这些都是人们观看演出后的意愿表达。按照市场规律，鼓了倒掌，演员该早点下去才是，免得观众难受，耽误后面的演出。在演出中是这样，在生活中其他场合，如大而空的报告，厌而倦的发言等，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呢？
2001年我在长江日报工作19年后调入大学，开始了我的新闻教育生涯。来到大学感受颇多，但感受最深的要数这里人们的相互称谓和由此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在大学校园里，少了“书记”“院长”“主任”和“处长”“科长”“经理”的喊声，在那里，喊得更多的还“老师”。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我刚到校任教，同学们见到我仍然是甜甜地喊着“老师好”！这一声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它更意味着对受称者的一种期盼，它意味着我要担当起教书育人的一种重担。为此，我写了一篇随笔《当老师的感受》，经蒋元明先生刊发在大地副刊上。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竟然得了报社文艺部颁发的下半年杂文“金台奖”！
（2001年9月6日《人民日报》大地 副刊）
（199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大地 副刊）
我在《把最好的献给世界》一文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共融的大国。在它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它广袤的地域疆土上，在它不同习俗的人群里，无疑都有一些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风貌东西，至今仍激励着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同时也不可否认，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人群里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或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而现在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艺术无疑应该反映其中最能表现我们民族风貌的优秀的文化、习俗，把它们推向世界。
外国人要了解中国，要全面地了解中国，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生活和学习，大都只能通过典型的中国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光荣的责任和使命。中国的电影、电视、文化艺术品能够走向世界，能够得奖或捧回金杯银杯，这是一件好事，为中国人争了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化艺术是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政治色彩的。有些不真实反映中国形象的影片在国外获奖，不少是出于政治偏见或是猎奇的心理。创作这样的东西，将这样的东西送到国外，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媚俗”，是不值得提倡的。
（201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文化版，7期《新华文摘》摘发）
我在《学术评价，别唯洋是举》（2012年1月30日）写道——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在评价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个凡是”现象：凡是提交有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和有外国人肯定、称赞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凡是引用了外国人的著作和语录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个痛苦的事情，交流当属必要，学习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无意义的交流成为评价标准之时，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献成为时髦之时，它便会让交流成为形式，摘抄文献成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创新仅靠发表一些外文论文，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引用一些外文“学术语录”，不但让学术蒙羞，而且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让一些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变得浮躁，急于求成，有的甚至步入歧途。
我从大学毕业至今4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着新闻评论的撰写实践和教学研究。据武汉大学强月新教授统计，以我们学校名义发表的新闻评论研究论文居全国高校第一（见2013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我写的《现代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策划》两书均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讲授的《社会进程中的公民表达》入选教育部视频精品公开课，主持《新闻评论人才培养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我本人也受聘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入选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21年卷）“名师风采”。在这些成绩里面，人民日报的评论对我影响重大。调入大学走进课堂，才真正知道同学们在想什么，我们的教学应该给他们什么。在同学们的眼中，中央的媒体特别像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一定是“高大上”“敬而远之”，有的甚至对它有着“莫名”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在我的教材里，在同学们的课堂上，我常常选择、运用人民日报的评论作范例与同学们交流。针对不敢讲真话、不会讲真话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过多篇评论：针对群众路线教育中存在的民主生活会只相向上级负责，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我在评论版刊发《开好群众点赞的民主生会》（2015年12月25日）；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在所举大量人民日报实例面前，同学们也开始转变观点，学习和应用人民日报的评论了。如宣传中存在“照本宣科”“枯燥乏味”的情况，党员论坛版刊发了《宣讲应当入脑入心》（201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写过很多好的评论，既获得中国新闻奖，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媒体组织的年度中国好评论中获得奖励，如《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2011年5月26日）、《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2014年7月28日）等等。二十多年来，我们学院老师指导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有几十人选择评论作论文选题，其中有不少同学就是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人民时评》和评论版、评论员、社论文章为研究对象。我们还在新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任仲评文章新闻评论属性探析》《新世纪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与变化研究》和《人民日报新创评论版特色研究》等论文。
我除了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理论文章外，从1988年开始为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写稿至今，发稿30余篇。这些稿件大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宣传方面，我先后写过《理论宣传的心理效应》（1988年12期）《新闻宣传要增强建设意识》（1993年1期）《近些、实些、再活些——关于提高理论宣传的思考》（1993年6期）《加强理论宣传的战斗力和说服力》（2001年12期）《优化价值前提，提高理论宣传的有效性》（2002年8期）《现代传播视野下的互联网思维》（2015年1期）和《就事论势 据势行事 以事成势》（2016年5期）等等。二是有关新闻评论方面的文章，如《新闻评论选题的几个关系》（1991年5期）《在“三贴近”中抓好评论选题》（2005年2）《再接再厉，抓好新闻评论特色教育》（2006年9期）等论文和“新闻杂谭”专栏中的多篇小评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2006年9期杂志上提出《积极探索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促成了嘉兴日报开展新闻评论的改革实践。此项活动受到中宣部、中国记协、高校、研究所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2007年6月18日），对他们人才招聘“四不问”的作法予以肯定。由《新闻战线》杂志社参与主办召开了新世纪第三届新闻评论高层论坛，在杂志上开辟为期一年的“加强城市党报评论改革”的讨论专栏。
2006年第11期《新闻战线》发表文章，提出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
2007年1月5日《人民日报》 刊登“评论记者”招聘启事
200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
从2008年开始十多年来，杂志每年刊发一篇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对上一年度中国媒体的新闻评论予以回眸总结，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宝贵的时代评论之声。
近年来我又撰写了《怎样认识和做好新闻评论》（2018年8期）《新闻评论：新时代的新气象和新思考》（2019年3期）《新闻评论：回眸中的一份眷恋和期盼》（2019年7期）《据“势”行事，打造“金课”》（2020年2期）等。
《据“势”行事，打造“金课”》（2020年2期上）
从媒体到高校，如何把握课堂教好学生是一项重要任务。多年来，《新闻战线》刊发了多篇高校老师的体会和研究文章，不仅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学，也有利于让媒体人了解当下的新闻学院教学和课堂变化，互通信息、促进媒体的报道。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再接再厉，抓好新闻评论特色教育》（2006年9期）、《现代传播视野下的“互联网思维”》（2015年1期）、《怎样认识和做好新闻评论》（2018年8期）、《新闻评论：新时代的新气象和新思考》（2019年3期）、《新闻评论：回眸中的一份眷恋与期盼》（2019年7期）、《据势行事，打造“金课”》（2020年2期上）、《新闻报道策划：融媒体时代的新气象》（2020年10期上）
《人民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新闻战线》永远伴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