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紫禁城大火，乾清宫、坤宁宫被焚毁。这两个宫殿不仅是皇帝和皇后居所，还是大明皇朝权力和威仪的象征。但已被“三大征”掏空腰包的朝廷却拿不出钱来修葺，怎么办？

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

《明末纪事本末·卷六十五》

阁臣张位提出了一个开源建议，征矿税以补国库不足。已被窘迫财政折腾的焦头烂额的朝廷和明神宗欣然同意，不过在怎么“收”这个问题上，神宗做出了错误选择。

和朝堂斗争了十多年的皇帝，不愿意在新财源上受制于外朝部司。所以他想通过宦官把钱直接收进自己的内帑，但这也为矿税带来三个源生问题。

首先，开矿征税是个高技术工作，不是摆张桌子，税款就源源不断的涌过来。没有对应的专业技能，别说合理征收相应税款，能不能找到矿都是个问题。宦官在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为完成政绩只能改为以强权搜刮弱势平民。

其次，这种直接任用“私人”的做法，皇帝虽然是利索了，但开矿征税过程也和监察系统脱节。皇帝只知道上缴了多少税款，很难知道何处征收以及实际征收多少。这就为营私舞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税使们搜刮起来更加肆无忌惮，也更易激起民愤、民变。

第三，由于朝廷行政系统被排斥在矿税之外，各级官员不仅不会配合矿税的相关活动，还会主动回避以免惹祸上身。这让直接空降到地方的矿税使，缺乏展开活动的必要人才、人力，更难正常开矿征税，也更难纠正过程中的问题。

所以矿税之害的始作俑者，就不是那些宦官、矿税使，而是明神宗。

高淮尚膳监（监丞）出身，本就对开矿、征税一无所知。加上万历二十五年，紫禁城又遇火灾，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被焚毁待修。这让神宗更急于获取矿税，也让高淮更急于表现和邀功。所以他哪里还有心思去寻矿、开矿、征收矿税，直接就把辽东百姓当作了“露天矿产”。

为了解决地方官员不配合以及征税人力问题，高淮利用特权开创性的组建一支“征税民团”（其它地方的矿税使均组建有类似团队）。据巡按御史何尔健的调查，这个民团有二千骑兵、六百步兵。但即便如此，征税所得依然不乐观。

整个明季，辽东虽然有肥沃的黑土地，但一直跟富裕扯不上边。因为辽东地处边塞且少数部族众多，频繁的叛乱和争斗，让辽东的人口增长和开发生产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辽东居民大部是军户，明朝军卫的衰烂，又让辽东的生产水平、生存环境进一步下滑。

如弘治元年，辽东都司报“逃亡日多”；隆庆五年，辽东抚按报“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万历七年，总督梁梦龙称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 简而言之，到万历朝中期，辽民身上已没什么油水可刮了。

史籍中关于高淮上贡税银的相关记录，也可以证明这点。万历二十九年，进银20000两；万历三十一年，进银31800两（分两次）、马五十匹。即便算高淮自己贪了一倍，这总税额相对于辽东这么大片的土地也是寥寥。

而获取这些矿税对应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二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等民谣，就是当时辽人艰辛生活的写照，一遇灾荒就会发生易子相食的惨剧。除此之外，因搜刮的过于严苛，万历二十八年和万历三十一年，辽东激起三次大的民变、兵变。

但先别急着把“乱辽”的锅扣在高淮头上，因为神宗相应的处理非常敷衍。当事人高淮并未受到什么惩罚，最后也只是召回了事。

这三次民变、兵变，均有辽东当地官员的揭发弹劾，有相关巡按御史、巡抚的调查取证，有朝廷部司的审查请求，但是神宗均视若罔闻。如果硬要说神宗是不信相关官员，或者被高淮忽悠了，看看下面的事例。

至乃国法恣睢 … 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 …

《明末纪事本末·卷六十五》

派出去的税使基本一个没跑，全部在当地引发了民变、兵变。只要是个思维正常的人，就应该意识到这是整体性的出了问题。

所以神宗不是不清楚矿税之害，他是更在乎矿税之利。说好听点，神宗是把臣民的苦难，作为实现财政增收的必要代价。说难听点，在神宗眼里，天下臣民不就天生是供他盘剥的对象么？

对于辽民来说，皇朝和皇帝如此待我，我当何以报之呢？

辽民开始传唱“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大量活不下去的辽民也主动投奔女真，“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不然努尔哈赤凭什么起家那么快，十三副铠甲又不是十三挺机关枪。大明是没资格和脸皮骂这些辽民没气节的，毕竟太祖朱元璋没活路后也转身做了叛逆。

虽然辽东祸端已显，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奏疏说明，神宗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大问题。

穷民皆高淮残害之孑遗也。欲逃而不逃，将死而未死者，以我万岁爷爷撤高淮入内，止张烽出巡，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有今日。近闻催税如故，穷民无可奈何，惟有逃与死耳 ……

及抵辽阳，臣又密访民情，有云：“抚按新来，想必微我们请罢商税。”等语。又有云：“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催税的就是我对头。”等语。臣闻之，不任寒心，而税监张烽催税手本又三至矣 ……

把高淮召回，敷衍一下沸腾的民怨，然后派人继续搜刮，还是搞钱更重要。所以“乱辽”这口锅扣在高淮头上，真的合适么？说高淮为大明挖掘坟墓，倒不如说是神宗让他去挖的，不然他凭什么挖得动？

最后辽东被折腾成什么样了？还是来看看最口无遮拦的熊廷弼，是怎么说的。

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矣，彼虽杀其身及其父母，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

《辽左大势久去疏》

熊廷弼可能是恨铁不成钢之下，说得有些夸张和过分。但他说出了当时辽东的人心向背，也暗示辽事已危如累卵，不容再错一步。但皇朝和皇帝们不仅置若罔闻，还重蹈覆辙，乱辽后，又以“三饷”乱天下。

结论：
本文探讨了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辽东大火灾对皇家财政产生的巨大影响，提出了由政府开矿征税以补充国库不足的提议，但由于矿税之害的始作俑者并非宦官，而是神宗，导致了朝廷行政系统被排斥在外，各级官员无法配合征税，使得征税进展缓慢，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因此，建议政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确保矿税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还应深入剖析辽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应对。
此外，对于辽东的未来发展，指出辽人开始感叹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大量的辽民加入女真人后，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对于大明来说，他们的存在只会增加国家的负担，而非帮助国家发展。因此，对于辽人来说，应该放弃对自己境遇的抱怨，积极面对现实，寻找出路，而不是一味地逃避。
最后，还引用了熊廷弼的话，强调了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需要关注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边缘化的群体，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避免未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