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昆明风气晚开，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了一点“洋务”的苗头，开办的多是与军火、军需有关的工厂。虽然引进了一些洋机器、洋技术，但与之对接的还是封建腐败的一套，暴露了不少弊端。如今看来都是笑话，当时却是切肤之痛。

民国初年在早期洋务工厂基础上建立的市立机械厂。

昆明最早的“洋务工厂”

清同治末年，当时的云南巡抚岑毓英在昆明三圣宫（今武成小学）建立军火局，用新式机器和技术制造火药枪炮、叉杆、刀矛。到光绪元年（1875），又在咸宁寺（今昆明二十八中址）和圆通寺设军械分所，制造军火。光绪十三年（1887），正值中法战争期间，当局还在五华山后今省卫校一带建立军械所，清宣统元年（1909）改为军械局。此外，还在北城墙内外的北仓坡、圆通山西部、小菜园西边设立火药局，制造、储存火药，归属军械局管辖。这些军火工厂就是昆明最早的“洋务”工厂，它有明显的双重功能：一是镇压人民反抗，一是抵御外来侵略，清楚地表明了“洋务运动”的性质。

清宣统二年（1910）印刷局建成，又叫官印厂，设在报国寺（今报国街）。官印厂主要为衙门机关印制文件表册等，有工人上百，印刷设备主要从德国、英国和上海买来，分铅印、石印两种，后来还印过纸钞。当年清政府印行彩票集资，彩票售完后就在报国寺开彩，请两位盲人“拈阄”，以示公正。

腐败洋务：“开支浮冒”“终不及外购者”

清末开办于昆明的云南机器局，是昆明也是云南的第一家大型官办近代企业。初期聘法国人为技师，工人不满百，却是昆明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一说云南机器局主要生产火炮，清同治年间，清军就使用了云南机器局制造的大炮。此说出自澳大利亚人莫里逊的《中国纪游》，但有学者质疑此说，认为直到清末，云南也没有造出合格的枪支，后来以造子弹为主，要说此前就能造出攻城大炮，似不可能。

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云南机器局开办于清光绪十年（1884），募工试制新式快枪和子弹，开始时厂无定所，后来小有规模，才在承华浦宝云钱局（今钱局街）空地建盖厂房，耗巨资向洋行购来机器，扩大生产。但开工后每天仅能生产子弹七百多发，而且不适用，原因是钢铁炼制纯度不高，生产出来的单响毛瑟快枪也“终不及外购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当局又从上海购来制造快枪、子弹的机器17部，新建大厂房15间，小厂房13间，工人增至两百余人，一时“器具略备，厂房闳阔”，每月可生产子弹十二三万发，“并能搭造军刀军械等件”云云。

清末官军火枪队的“洋务火枪”不好使。

老昆明的洋务工厂都是清政府官办的，自然而然沾染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当时办洋务耗费惊人，开办人、买办、外国洋行都在机器订货中捞了一把。

云南机器局开办时由绿营武官管理，后来才任用文职官员。工厂里甚至设有供这些官员和来访大员使用的鸦片室。这些官员搬来清军中“吃空额”的办法，大“捞”好处：在花名册上领工资的人有100人，实际工人数不到60人，那四十多个“册上工人”的工资就由官员“代领”了。有的人做得太过分，还露出了马脚。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机器局总办莫道楷就因“开支浮冒”被撤了职（《新纂云南通志》）。当时的洋务工厂里管理极差，尽管到处是外国机器，但到处都是铁锈和尘土，工人缺乏训练，有的还被上司派去为上司的上司制作精美的纯银鸦片烟盘（〔澳大利亚〕莫里逊《中国纪游》）——如此“国营企业”，效能可想而知。

“风水”战烟囱

清末云南当局花14万两银子办起了“云南机器局”，搞了十几年，“屡试屡更”，还只能造些子弹、打些军刀，常常还用不了。本来是要造单响毛瑟快枪备件的，“嗣因滇中钢铁提炼未纯，造出之枪终不及外购者”，无奈之余，云贵总督锡良遂“饬令停止，专造子弹”（《新篡云南通志》）。

从清代的讲武堂看军火局的烟囱。

说来有趣，从技术上说，不能造枪，是因为钢铁质劣；钢铁质劣，却是因为烟囱太短，仅25尺，熔铁炉很难使用。此事并不难办，加高烟囱便可。岂知老昆明的“风水”观念极重，此议一出，昆明全城哗然，不少人认为，烟囱加高之时，就是昆明坏“风水”之日，若不阻止，附近大街小巷有灾不论，连抚台衙门也难脱干系，前程多险。于是烟囱照旧，一切照旧。几年之后，辛亥重九起义就推翻了占尽“风水”的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官办“宝云钱局”：“风飘水浮，而钱法大坏”

老昆明最早的官办工厂，在钱局街铸钱的“宝云钱局”也算一个。这个钱局“官办”得如何，看看它出产的铜钱就知道了。《新纂云南通志》说，宝云钱局所铸同治、光绪铜钱越来越轻，成分竟为“铜四铅六”，铅比铜还多，导致质量低下，用手都能捏碎。这些铜钱的外形又小又薄，轮廓不定，文字不明，容易和私钱混淆，又导致盗铸蜂起，甚至掺杂假钱、锡钱，官府都无法禁止。到庚子年（1900年）后，由于“劣币”不断“驱逐良币”，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堪比汉代声名狼藉的鹅眼钱，假到风能吹走，水能浮起。“钱法”坏到这个地步，民间谁还敢用，于是“钱荒”就来了。如果追究“劣钱”出现的原因，铸币厂工艺落后算是一个，但主要的还是办厂的官僚偷工减料，中饱私囊。

由于铜钱的质量已经影响了全省的经济和清朝的统治，光绪三十年（1904），总督丁振铎任命严庆祺为宝云钱局总办，以图“整顿改良”。严庆祺改良的思路是完善官铸钱币，使私铸劣质钱币混杂不进来，用“良币驱逐劣币”。他又认为，要完善官铸，就不要顾虑“官”从中渔利，这就有问题了。严庆祺为此“多拨铜斤”，就是成倍加大投入，也在所不惜，要求只有一个：“严禁减料”。说穿了就是加大铸钱成本，让官们偷工减料、填满腰包后还能让“铸出之钱，铜质多而较为完美”。于是，官们饱了，好钱有了，“民间鼓舞称便”，称之为“严官钱”，以纪念严庆祺的政绩——所谓“改良”，如此而已。

宝云局铸的“光绪通宝”铜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当局在宝云钱局空地开办造币厂，耗银38.8万两，从上海订购所需机器，职工达百余人，两年间铸银币四百多万枚、铜钱近三百万枚。

最早的制革厂和城市工业污染

云南山区利于畜牧，野生动物繁多，皮毛出产丰富，有皮革制作的传统。清光绪十年（1884），在洋务运动中，云南当局开办了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当局更以10万银圆购买器材，在昆明东城外鲁班庙后开办陆军制革厂，分制革、包鞍、军靴、鞋铜器四科，聘请日本人担任经理和技师，采用师徒制，有学徒工人两百余名，制造军用皮货。到民国初期，陆军制革厂业务发展，每月生产军品价值万元，同时制售民品，价值约2000元。

民国初年，皮革成为昆明大宗出口货物，经营商户多达58户，熟皮业（皮革业）有45户，主要集中在陆军制革厂以北的金牛街上。陆军制革厂停业后，民间皮革作坊更发展到80多户，每年生产烟熏熟羊皮20多万张，成品有皮鞍、皮包、皮带、皮箱等等，远销广州、海防等地。由于皮革业畸形发展，污染空气，异味弥漫，这一带被称为“臭皮街”。这大概是昆明最早的城市工业污染了吧。

来源：昆明日报

：朱净宇

文图资料：《老昆明旧话旧照》

美编：姜维钢

：苏昊

编审：周晓雪

终审：周建军

结论：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洋务运动"作为开启民族工业革命的先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弊病，如资金浪费、官僚贪腐和劳动力流失等问题。然而，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下，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比如官办企业的示范作用，以及对于现代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建议：
针对中国的"洋务运动"，我们应该继续倡导和发展类似的制度和政策，例如，设立更多的城市工业补贴和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并加强环保教育，以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官僚腐败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和监管措施，确保这些政策得以有效执行。同时，我们需要持续改进和优化现有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生态环境，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样，我们才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环境，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