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

1

1937年7月10日，硝烟未散。

炮火之中，25岁的记者方大曾背上相机，穿过清晨的北平城，抵达卢沟桥。

起初，日军怀疑方大曾是中国军方的密探，将他截住，但见其神态自若，盘查一个小时后便让他有惊无险地通过。

按照国际公约，记者和医务人员在战争中可得到保护，除非发生误伤。

于是，方大曾成为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位来到现场的新闻记者。

▲战地记者方大曾（1912 - ？）。图源：网络

在此后一个多月里，方大曾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用一台相机拍摄抗日战场，以笔名“小方”在国内报刊发表多篇通讯，记录中国军人奋勇抗敌的斗志。

他写道：“我看到一大批伤兵结队缓缓地走着。他们经过军队哨岗时，哨兵们严肃地举枪敬礼，记者被感动得落泪了，尤其是夜色朦胧中，给这一幅画面增加了百倍的伟大。”

小方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几乎哪里发生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华北战场逐渐告急。

1937年9月30日，方大曾在《大公报》上发表《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人们再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方大曾的朋友，另一位抗战时期著名记者范长江，无比痛惜地回忆道：

随着平汉战局的恶化，保定失守，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消息，汇款时也不知给哪汇去。问他的亲戚，回信说小方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失守。他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在蠡县曾发出一信。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方大曾“失踪”了。

▲方大曾的文章《我们为自卫而抗战》。图源：网络

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刚结束对陕甘宁边区的访问，在北平（今北京）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针对利用卢沟桥事变发动战争的日军，提出一连串质问：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日军占领北平并封锁全城后，斯诺将他在崇文门的住宅变成爱国志士与青年学生的避难处。之后，斯诺转移到上海，继续揭露日军的暴行。

在时代的裹挟下，身在中国的各国记者都被卷入了这场惨烈的战争。

他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仗义执笔，甚至亲临抗日战场，用生命书写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与不屈的意志。

▲“七七事变”时，卢沟桥上的守军。图源：网络

2

1937年8月，日军继续扩大战争规模，挑起“八一三”事变，兵临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

淞沪会战前，日军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反击，与之浴血缠斗三个月，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表明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的决心。

在上海租界避难的埃德加·斯诺，是这场惨烈大战的见证者。

他看着许多英勇的部队，在枪林弹雨中一直坚守到最后一人；他听闻驻守在宝山的一个营（姚子青营），所有官兵都战死在他们的岗位上；还有从湖南来的四个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机枪前后退，直到牺牲。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在各地顽强抗战，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道：

远在西、北欧各国迅速溃败沦亡之后，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他的敌人。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图源：网络

此时，还有许多中国战地记者置身于前线，其中包括供职于《申报》的摄影师王小亭。

1937年8月28日，日军派出轰炸机窜至上海南站上空。

当时上海江西会馆正在遣送大批难民回乡，车站上聚集了大量平民，日机却不断俯冲，进行无差别轰炸，当场炸死平民200多人。

轰炸过后，王小亭立即驱车奔赴上海南站，只见“铁轨上、月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一个幼儿正坐着大哭，一个路过的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了他，王小亭在悲痛之中将镜头对准了他们。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王小亭摄于1937年8月。图源：网络

王小亭后来回忆说：“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上的鞋子已被鲜血浸透。”

他拍摄的这张照片，即著名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

两个星期后，这张照片被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引起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广泛关注，激起了外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日军野蛮行径的愤怒。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日方却诡称飞行员以为车站上都是军队，是“误炸”，并暗中出10万元悬赏捉拿王小亭，王小亭于淞沪会战后被迫逃往香港。

多年后，王小亭的儿子追忆父亲，在上海时，“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一天，父亲回到家中，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孤军血战，眼见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去。”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期间，战场上的士兵。图源：网络

3

随着日寇步步紧逼，中国战地记者笔耕不辍，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前往炮火连天的战场，和中国将士站在一起。

《大公报》记者孟秋江，在淞沪会战结束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场，记录抗日的第一手材料。

他的同事陆诒，足迹也遍及中国各主要战场，采访了多位抗日爱国将领。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胜后，恼羞成怒的日军调集25万大军围攻徐州。

身在前线的陆诒接到报社发来的撤退通知，和另一名同事迅速找地方隐蔽，偶然间遇到了张自忠第59军下辖的第38师。

▲战地记者陆诒（1911-1997）。图源：网络

陆诒和同事惊魂未定，急忙掏出记者证，向该师部所属骑兵连的班长表达愿随军行动的想法。

不曾想，这个班长简单粗暴，凶巴巴地对记者们说，老子识字不多，什么记者不记者我搞不懂，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去打日本，那简单，只要在我班上补一个名字就行。

陆诒便和同事领了枪，跟着这支军队打鬼子。等到突出日军的包围圈后，师长黄维纲才发现军队里竟然有两个战地记者，就带着他们去见军长张自忠。

张自忠亲切慰问记者们：“招待不周，让你们受委屈了！”

陆诒却笑着说，不，在您麾下当兵，是我们的光荣。

当时，“保卫大武汉”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陆诒辞别张自忠，前往湖北，再次踏上征程。

后来，陆诒还到过滇缅边境采访，但他再也没有见到张自忠。

1940年，张自忠将军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殉国。

▲张自忠（1891-1940），牺牲于枣宜会战。图源：网络

日本人对这些揭露真相的记者颇为忌惮。

许多坚持正义的报社被他们捣毁，一些正直的记者遭到暗杀，甚至暴尸街头。

《新闻报》记者顾执中曾经多次前往各个战区采访、考察，在孤岛中的上海租界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杀无辜百姓的罪行。

1940年8月，日伪特务趁顾执中去往报馆的途中，发动袭击，在人群中朝他连开数枪。

顾执中毫无准备，瞬间被枪声惊呆了，幸而子弹只从他的颈部擦过。

情急之下，顾执中颠颠撞撞躲进了一家医院，之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逃离上海，暂避风头。

不久后，顾执中的身影又出现在重庆街头，他死里逃生后，仍然不断发文宣传抗日。

▲顾执中（左）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项英在云岭。图源：网络

与中国军人一样，战地记者不怕死，他们坚持报道真相，在战火中秉笔直书。

正如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所说：“我像个士兵，但重要的区别是，我没有枪。”

实际上，他们那支坚守正义与良心的笔，就是他们的“枪”。

4

起初，西方人对于二战期间的中国有一种神秘感。

他们不清楚远东战场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战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抗日呼声在国际舆论中也显得苍白无力。

日本侵略者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扭曲宣传，颠倒黑白，欺骗国际社会。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可在日军控制的报纸中，他们却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其中一篇报道，恬不知耻地写他们受到了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受到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得到一米一粟。市民们的痛苦已不能再忍受。幸而皇军已入城，伸出慈祥的手，撒播无限的甘露。”

这种无耻行径连随军的日本记者都看不下去。

《朝日新闻》的记者守山义雄进入南京后，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大为痛心，回国后撰文描写南京惨案，控诉日军的罪行。报社只好将他调到德国避风头。

▲当时报纸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图源：网络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充满理想的外国记者来到中国。

他们遵循公平与正义的职业准则，突破层层封锁，将中国面临的困境告诉国际社会，为中国争取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

1938年，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公开发行，率先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田伯烈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外界详细地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者。

此前，田伯烈作为《曼彻斯特导报》的驻华记者，根据其亲眼所见，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

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大部分是十三日午后及晚上日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兴奋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平民区，在其它地方，都是如此。

▲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图源：网络

1938年，在南昌，英国女记者弗雷达·阿特丽经历了日机的空袭。

“我初次激动，几乎使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地里去。”她回忆道。

轰炸过去，阿特丽看到城区，“到处是死尸，是残废者，是半死的人。”“一个妇人，脚下睡着死了的丈夫，胸前搂着一个面孔已炸烂了的小孩，还有一个快两岁的乳婴，在她旁尖声号哭。”类似场景，比比皆是。

作为当天南昌市唯一的外籍记者，她立刻将这些事实拍成电报发回英国。

▲日军轰炸后，不幸遇害的南昌市民。图源：网络

同一年，以代表作《共和国士兵之死》闻名于世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也来到中国。

他的未婚妻格尔达·塔罗在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后，有了来中国采访的想法，但未及成行，不幸殒命于西班牙内战。

卡帕没有一蹶不振。这个新闻界出了名的猛人，带着未婚妻的遗愿，作为《四万万人民》纪录片的摄影师，进行了为期数月的中国之行。

▲1938年，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中国抗战。图源：网络

在中国期间，卡帕拍摄了武汉空战、抗日救亡宣传、台儿庄战役的照片及战争苦难中的民众生活，并发表于《生活》周刊上。

他冒着生命危险撰写的新闻报道与拍摄的照片，给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当时世界各国了解抗日战争的窗口。

卡帕一生有很多经典语录，其中有一句名言：“战争摄影师最热切的愿望，是失业。”

▲1954年，罗伯特·卡帕前往越南，为了拍照误入雷区，被炸身亡。图源：网络

著名作家海明威也于抗战时到过中国。

1941年，海明威来到第七战区华南前线，随中国军队穿行于粤北山路之间，在韶关“破坏了日军的一些设施，拂晓前安全离去”。

这位文坛硬汉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战地记者。

▲1941年，海明威（左三）来到中国第七战区韶关附近。图源：网络

5

从北平、天津，到上海、南京、武汉，再到重庆。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有战地记者奋勇向前、不辞跋涉的身影。

按照前《纽约时报》副总编索尔兹伯里的说法，抗日战争时，有“十多个第一流的美国记者逐日地报道中国战况”。

他们的报道，大都在赞扬中国军人与侵略者殊死斗争的英勇精神，也将镜头对准了战争中的老百姓。

▲1938年，记者博斯哈德在拍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图源：网络

1939年，美国人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

他的导师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但由于当时西方汉学研究机构较少，白修德这个“中国通”，也和很多文科生一样苦逼，毕业即失业。

在老师的建议下，白修德转行当起了记者，并来到抗战中的中国，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宣传处的雇员，还与负责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1943年，白修德（右）与汤恩伯合影。图源：网络

白修德亲眼目睹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后，将他们令人发指的行为，写进新闻报道中：

在村民们来不及逃走的村子里，日本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寻妇女，奸.污她们。他们在庄稼地里策马来回奔驰，肆意践踏，把藏在绿帐里的妇女驱赶出来。男村民被剥.光衣服套在他车上，像载重的牲口一样为日军所驱使。

陷在泥沼里的马匹和骡子，被活活打死在任何一条大路和所有的山头上。到处可以看到腐烂的牲口尸体，马匹的尸骨在日光暴晒下己经逐渐发白。在威逼之下当做牲口使唤的中国农民，被怒气冲冲的日本兵用残暴的手段驱赶着，直到他们累垮，或累死，或逼到发疯为止……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关头，一场灾荒降临河南。

全省100多个县，田地绝收，饿殍遍野，甚至有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28岁的白修德在重庆听说了这场灾难，当局的赈灾措施却让人不敢恭维，甚至有人发国难财。

他决定亲自到河南前线，采访饥荒中的百姓，通过新闻报道，替他们向各方求助。

1943年初，白修德经陕西抵达河南，一下火车，就看到了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的逃荒难民，四周尽是婴儿的啼哭与妇女的啜泣。

白修德骑着马穿越灾区，到达郑州时，他看到偌大的一个城市，竟然浑似无人的“死城”。

▲白修德镜头下的1942大饥荒。图源：网络

除了连遭日军的侵略破坏外，当地饥荒也让难民不得不出城逃难，一路上只能吃树皮、杂草、“观音土”来填饱肚子，乃至卖儿鬻女。

白修德一路跟随难民，拍摄他们的生活。

在这场席卷中原的空前大灾荒中，这个老外成为了种种悲惨情状的记录者。

有一次，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竟然无视难民，进行轰炸。炸弹在身边爆炸，白修德没有畏惧，他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日军屠杀平民的罪证。

▲电影《一九四二》中的白修德。图源：影视剧照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突破重重阻碍，将有关河南灾情的通讯稿发往纽约的《时代》周刊，为素不相识的河南灾民发声。

他认为，在这次大饥荒里，即使按最粗略的估计，已然有两三百万人逃亡，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国际舆论顿时哗然，这些报道也惊动了国民政府。事后，白修德得知，那些发贩灾财的人有不少被处决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白修德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回到美国。

他余生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直到1972年跟随尼克松访华，才再次回到他热爱的东方国度。

▲美国记者白修德（1915-1986）。图源：网络

6

抗战期间，有一个战地记者跟随中国军队到前线，采访了一名小战士。

记者问那孩子，等抗战胜利后，你想做什么？

那名年少的战士却回答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他接着说道，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抗战烽火中，也有不少正义的战地记者牺牲在了前线。

曾经拍下潘家峪惨案证据的记者雷烨，多年来奔波辗转。1941年，他在平山县曹家庄报道时，遭遇日寇包围，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1941年11月，来自德国的记者汉斯·希伯，在鲁南抗日根据地采访时遭遇了大批日军。他不顾个人安危，拿起枪杆子与中国军人共同进退，终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下笔杆子，成为了一个拿起枪保卫中华民族的外国人。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1897-1941）。图源：网络

抗战期间，新华社记者深入前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华社牺牲人员达到110多位。1942年5月，华北地区的分社遭到日军扫荡，包括总何云在内的50名新闻工突围未成，在激战中不幸牺牲。

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女记者黄君珏在日军“扫荡”期间，于河北涉县庄子岭陷入包围，她宁死不向侵略者妥协，来到崖边，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芳华。

▲新华社记者黄君珏（1912-1942）。图源：网络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也许，在战地记者心中，正义与真相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生命。

时至今日，中国记者方大曾已经失踪87年了。

自从1937年9月，方大曾发表最后一篇报道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目前学术界最多的猜测是，方大曾在前线采访时，随着河北保定的失守，牺牲在战场上。

方大曾家境殷实，本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即便在战争年代中也可自保。方大曾却不愿苟且，他拿起相机，走上战场，勇敢地揭露侵略者的丑陋面目，记录历史的真相。

▲方大曾从战场发出的最后一篇报道。图源：网络

一年又一年过去，方大曾的家人仍然相信，他还活着。

方大曾失踪后，他的母亲一直不肯搬离老家，在老宅中苦苦等待了32年，直到去世。

周围的人问过方大曾母亲，您为何不搬家？

她说，我要等着我的儿子，因为我跟他约定了，他以后是要回来找我的。

▲方大曾在绥远前线时寄给母亲的照片。图源：网络

硝烟散尽，那些奔走在战场上的坚毅身影，很多却再也回不来了。

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中说：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谨以此文，致敬一个时代的良心。

参考文献：

[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新华出版社，1986

宋世琦，颜景政主编：《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美]阿列克斯·凯尔：《卡帕传》，海南出版社，2003

赵雪波：《战地记者述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张威：《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美]白修德：《追寻历史 : 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7

冯雪松：《方大曾：遗落与重拾》，新世界出版社，2017

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3

李春发：《海明威的中国抗日烽火行》，人民网2015.10.10

王凯：《抗战中的新闻记者顾执中》，《海南日报》2018.09.03

冯杰：《战地记者陆诒笔下的抗日烽火》，《团结报》2018.11.08

结论不断地积累，如此经历“触类旁通”，掌握了大量的有用信息。我深知，面对未来的学习挑战，无论我的成绩如何，我都应该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努力拼搏，积极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