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等影视剧的播出，哈尔滨一个世纪前的谍战史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当时，这座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头衔——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斯白无疑是碟中谍。
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部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皇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
1936年9月，范斯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得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
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因此一直被历史的轻纱笼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
1930年代的哈尔滨
范斯白在沈阳的张作霖大帅府
谍报班主任
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波及。
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斯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
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述他：“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蹿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
土肥原和范斯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斯白嫌他“礼数烦琐得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斯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范斯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
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斯白写道：“中、俄人，尤其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像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有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
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斯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
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你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哦。
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范斯白有一对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
日本特务找上范斯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且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斯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
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斯白说：“我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
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悲剧的真相，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
“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多年来研究范斯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斯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为马忠骏。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权证实：“小时候，范斯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即义父）。”
“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虽然范斯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披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
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H·J·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重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斯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斯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它出版，然后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
田伯烈当时正在写书，只想敷衍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一位报界同仁，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斯白说的是实情。斯诺交还稿子时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
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斯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曾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孟烈一直在搜寻日方对范斯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要撰写的《特务机关员范斯白出逃满洲》一文。
太原要既是范斯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斯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情况，被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事件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斯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
1911年3月7日，范斯白（左二）在去往远东的路上
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哈尔滨谍都
意大利人范斯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会处，一个叫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野蛮生长。
从地图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即“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即“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均设立其间。
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秋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一百年”；中国大街改名中央大街，用一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百分之七十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
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述笑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几十万侨民，他们经营着的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
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三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在此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
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三个间谍活动中心，即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捷克首都布拉格。
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谓谍影重重，各路强手都来此角逐。
1918年8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即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斯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舞台。
范斯白自述，他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一战”期间，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至于之前的个人经历，则闭口不谈。
田伯烈在序言中，简单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生平：
范斯白1888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基拉。22岁服满军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玛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内曾两度受伤，并升至上尉军衔。1912年离开墨西哥后，以《华盛顿邮报》自由记者的身份，遍游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
如此传奇使范斯白再添神秘色彩。不过，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托托罗通过对范斯白家书及意大利官方文件的研究发现，他实际生于1884年，1908年因袭击猎场看守人而逃往美国。1915年意大利召他服兵役时，文件显示，他人在香港。此后三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贩卖农机具，并遇到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尼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
由于范斯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
加入中国籍
范斯白自述，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单线联系。
张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走私，范斯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将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
为了免于驱逐出境，1924年，范斯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下，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曾证明，加入了中国籍。
然而，张作霖、吴俊升都死于皇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斯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些当年的痕迹，来验其真伪。
范斯白在书里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哈尔滨一月十二日特讯：本埠放映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斯白（即范斯白），上月被人行刺案，同谋印人名婆新者，业已捕获……”
孟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斯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斯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经理。
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即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斯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
著名中日战史研究者萨苏也曾验证过范斯白所说的细节，他翻看了当时意大利海军的名册，发现的确存在卡拉布里亚号军舰，而且它1923年正在中国水域执行任务。
卡拉布里亚号军舰曾参加过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的战斗和镇压墨西哥革命。1923年的卡拉布里亚号已经是一艘老舰，第二年这艘军舰就退役了。这样吻合的细节，使范斯白的可信度大大增加。
范斯白在谈到张作霖遇刺时，说有一名日本军官也在车上，他是这个暗杀行动的知情者，并在即将到达爆炸地点时，以整理仪容为名，预先藏在了最后一节车厢里。
萨苏认为，这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毫无二致。知情的日本军官名叫仪我诚也，也是一名高级特务，当时担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这位顾问在张作霖遇刺前躲进了列车的厕所，虽被冲击波抛出，却未被炸死。“九一八事变”后，他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山海关特务机关长，后被中国人暗杀。
“从张大帅死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全改变了。”“他是顶好的上司，言出如山。”如范斯白所说，他对张作霖情深义重。太原要也说，“范斯白在张作霖幕下八年有余，得到了张的信任和厚爱。据说能进入张寝室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吴俊升”。孟烈认为，土肥原策划皇姑屯事件，范斯白是知情的，他为张报仇合情合理。
冒险透寇情
1932年2月15日，经土肥原介绍，范斯白在哈尔滨有了个“不好惹”的顶头上司——一个连名字都不肯透露的情报处长（孟烈依据任职时间判断，此人为安藤麟三）。他给他配备的人员，包括5名白俄退伍军官和化名为“老影”的土匪首领王建基，以及一众土匪。
范斯白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日本人敛财，为殖民统治“付账”。书中以主要篇幅记述了日军在控制专营权、输入妓女、开设赌场、贩售毒品、绑票勒索、霸占土地等方面的恶劣罪行。范斯白统计，仅在哈尔滨，日本人就开设了172个妓院、56个鸦片馆和194个毒品商店。
自以为是的日本长官并不知道，范斯白从骨子里看不惯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聪明”为抗日力量提供情报。
著名军事作家余戈注意到，范斯白写义勇军反抗的细节，与一般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东北的抗日武装先后有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义勇军的作为往往评价不高，一般认为除初期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其他均为力度很弱的民众自发式抵抗。但从范斯白的记述来看，义勇军中也颇有很能打的武装，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范斯白与妻子和女儿
范斯白担任总经理的大西洋电影院，在今天哈尔滨霞曼街上
孟烈手持新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此外，范斯白还以确凿的案例揭露日军为维护“皇军颜面”而对失败战事予以掩饰的做法。这就印证了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日本战史中战损数字“缩水”问题的争议，看来日军自侵略中国之初这一做法即成为惯例。
1932年4月12日下午5时30分，在黑龙江穆棱以西100里横道河子，一列日本列车被炸毁，伤亡数百人。范斯白暗示，炸火车的50磅炸药本是自己手下一名白俄助手的，他奉命爆破苏俄往海参崴的列车，但自己暗中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义勇军杀死了那个白俄助手，劫走了炸药。
基于范斯白暗中传出的情报，4月23日晚11时，C上校领导的义勇军又袭击了横道河子日军驻地。
炸火车事件发生时，范斯白受情报处长之命赴现场进行处置；义勇军袭击横道河子日军驻地时，范斯白就待在不远处车站的车厢里，因此对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最后检查人数发现，日军死了134人，被掳走86人。
范斯白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看到日军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对横道河子袭击发表了如下“官报”：
4月12日下午5时30分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开往穆棱的火车，死者3人，伤者10人。暴徒已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23日晚11时，一队4000人以上的悍匪又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赶走土匪，毙敌367人，俘虏211人，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我方有4名士兵被杀，11人受伤。
日方官报中的死伤数字，竟与实际情况相差了上百倍！
事后不久，范斯白的上司又两次派他去与义勇军交涉，营救在横道河子被俘虏的那批日军。范斯白在义勇军营地看到大量日军军品，义勇军将领C上校向他释疑说：“我们有两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两门日本高射炮打落过5架飞机，但它们都损毁得毫无用处了。”
C上校还说：“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经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的国家侵略，却把反抗者诬蔑为‘盗匪’的吗？”
经过长达19天的交涉，此次换俘才结束，C上校也成了范斯白的好朋友。
1936年6月，范斯白手下的匪帮“老影”揭竿而起，他们拦截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名日本兵和2名日本军官，劫走了哈尔滨“满洲银行”的30万元现金，加入了义勇军阵营。这让正准备逃离的范斯白，感到十分欣慰。
范斯白逃离东北后，日本人把他的妻儿扣为人质。听说范斯白在上海法租界后，特务机关除了威胁，还派中间人去利诱。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以抗日地下工的名单来换取其家属自由，被范斯白断然拒绝。
妻子儿女被扣数月后，范斯白设法联系上C上校，请他帮忙解救。不几日，C上校就劫持了一列车的日军，俘虏了31名日本人，要求以此换回范斯白的家属。但日方不想放过范斯白，就提出以两名被俘的游击队员换一个日本人，同样被C上校断然拒绝。C上校还威胁说，如果再不放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
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范斯白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日到达上海，但他在哈尔滨积累的万贯家产却化为乌有。
这个C上校也确有其人，据台湾历史学者李璜描述，就是时任吉林救国军副司令官的东北抗日名将吴义成（司令官为王德林）。李璜在《“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中写道：
王德林部突袭横道沟时还活捉了日本宪兵森木大佐及其以下二十多个军官，日本屡次以大兵来抢救，虽然使王部义勇军大受损失，但俘去藏着的森木大佐等总要不回来。到了民二十一年之冬，日本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迫想出了换俘的方法，他逼迫着张作霖时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士白（即范斯白）到穆棱地方，去与王德林部的另一副司令吴义成办交涉，用彼此对换重要战俘的办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换了回来。当范士白到了义勇军中，吴义成很礼貌地请他去参观其队伍。他看见吴军士兵身着的是日本兵的军衣，使用的是日本军武器，士气旺盛，满不在乎，范士白立刻感到这个日本皇军是终于不敌他所称的大匪首的。
1940年，吴义成率部分人员退入苏联，但这支部队衍生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吉东地区的抗日部队主力。
太原要的口述
哈尔滨马迭尔饭店旧照
1929年范斯白与田中大佐夫妇在天津
马迭尔秘闻
在范斯白所写的许多案件中，情节最丰富的，要数曾轰动世界的马迭尔绑架案。“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
范斯白出现在哈尔滨的社交场合，一直是个体面的商人。在日本商会1932年为他出具的证明书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诚实的、体面的、正直的绅士，精通多门语言，多年来与意大利保持一致，也是日本国的热心人。”
在生意上，范斯白有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开斯普。这个在日俄战争期间到远东的犹太人，是哈尔滨最著名的珠宝商、哈尔滨最豪华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同时，他还是一家戏院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剧院。
日军早就觊觎老开斯普的巨额财产，老开斯普也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不仅深居简出，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法国读书，并入了法国籍，在马迭尔饭店的绿色屋顶上，也挂上了法国旗。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张可怖的网早已张开。
1933年夏，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西蒙·开斯普趁着暑假，到哈尔滨来看老开斯普。老开斯普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准备为儿子举办独奏演出。正当他为此奔波时，爱子却失踪了。
一封匿名信，命令他拿30万元赎金来换儿子。决不向勒索低头的老开斯普，坚决地拒绝了，而且立即通知警方，并要求法国领事馆进行外交干预，还通过报界谴责这一野蛮暴行。一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匪徒们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只血淋淋的人耳。
绑架案轰动哈尔滨，社会舆论将注意力投向哈尔滨白俄社会中的黑帮分子，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以反犹为宗旨的俄国法西斯。
然而，法国副领事晓邦却觉得此事不简单，他怀疑此案有日方背景，就建议老开斯普秘密雇用侦探进行隐蔽调查。老开斯普想起了以前的老房客，又同是奥连特影院股东的范斯白。
在范斯白的暗中助力下，很快查明了案件的内情和参与者。背后策划的，是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秘书兼译员中村；指挥行动的，是白俄法西斯党首领罗扎耶夫斯基；实施行动的，是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和他手下的恶匪。
晓邦雇用侦探，把参与绑架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进行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招出包括现任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在内的六个同伙，并且写了供状签字画押。
此事迅速在英、法、美等国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各报纷纷评论，怀疑日本政府与此案有关系。中村一看事情败露，只好让小开斯普永远闭嘴，以防秘密泄露。
日本宪兵这样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
宣布找到小开斯普尸体后，范斯白最先赶到现场：“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禁锢使他只剩一副骨骼。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经面目全非。”
整个哈尔滨都愤怒了。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弹压，哈尔滨的居民还是涌上街道，跟着柩车，直到犹太墓地。
在审判阶段，范斯白被上司安排去监视“伪满”法官，但他出于良心，偷偷地向法官提供了文件，明明白白地证明其中四个绑匪都是日本宪兵探员。
漫长的程序后，四个犯人依法判处了死刑，两个判处了无期徒刑。哈尔滨市民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两天。两天以后，范斯白的上级就把法院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再6个月后，三个日本法官借口这些绑匪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释放了。
此案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反日情绪，导致近70%的犹太人逃离哈尔滨。也是从这个案子起，范斯白发觉自己被日本宪兵跟踪了。面对宪兵队的指控，他没有慌，而是巧妙地利用情报处和宪兵队之间的矛盾，在上司面前开脱了。
在孟烈看来，马迭尔绑架案预谋已久，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九一八”真相，可说是一场战斗的两个半场。
绑架案之前的一年，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调查期间，下榻在马迭尔饭店。很多像范斯白这样的人，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情报。
范斯白揭秘说，日本情报官本没有将调查团放在眼里。“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5个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有150多个中国青年和50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的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
这些“过火”的做法，并没能瞒天过海。国联调查团不仅收到超过1500封抗议信和谴责信，而且他们在日本警察的鼻子底下成功地会见了东北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的密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为此，日本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国联。
范斯白说，“国联公开宣称日本是侵略者、造假者、欺骗者，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无地自容。我听到很多日本人对李顿爵士尤其痛恨，他们对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充满仇恨。”情报处处长看了《报告书》后，险些切腹谢罪。
《报告书》发表的第二天，旧上司就被替换了，新上司接手后决定展开报复行动，“从今天开始，共济社员、犹太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在‘满洲国’都别想过安宁的日子”。
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日本在满洲的五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先动手的那个。
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斯白自然也成了怀疑对象。
1936年9月初，范斯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用的日本密探身份，逃到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关押。
被称作“就义”
1937年底，书稿完成，妻儿团聚，范斯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
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10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中国，但事实是，他只在1939年4月去了趟美国，1940年9月便返回上海。1939年3月9日，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游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10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奇。
此后，世间再无范斯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中译本译者尊闻被日本特务逮捕，进而受到牵连，在菲律宾被找到。1943年，马尼拉沦陷，他也被杀害。
弗朗西斯科发现，范斯白的女儿安吉拉1946年曾被意大利驻上海使馆传唤。使馆工作人员告诉她，孤岛时期，范斯白以美国间谍罪入狱，但由于他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又被视为日本盟友，因而没有被马上处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她的父亲才被日本人驱逐到台湾，又或是菲律宾的某个岛屿，随后处决。
1946年11月10日，在安吉拉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由上海寄发），她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但直到1946年2月6日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在一起。”
直到1950年，范斯白的家人才离中国赴美。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但这些文件在1949年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
再版整理范斯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就义”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早在1943年，阳翰笙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
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中制”厂长就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即被勒令停演。当时，不仅一般观众莫明其妙，就是电影界圈里的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其中另有隐情。
阳翰笙有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据该片导演袁丛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了。张仍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蒋纬国说：“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监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蒋介石的照片，才获准继续公演。
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上配角的那部电影是《日本间谍》。“然后她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斯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斯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埠谍战秘闻》。
著名演员孙道临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7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临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
“二十多年，史学研究又有了很多新发现，我也发现了一些我书中的错误，发现了还不改这是不负责任。”于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孟老，把自己对哈尔滨、对范斯白的研究都写进了2024年版的《国际间谍范斯白》一书。
李述笑评价这部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茬”，也“与环境对号”：“引人之处不仅在范的传奇经历，还有在他经历的过程中连带出的历史氛围，并借以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