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多人都知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陶渊明，却不知道他的曾祖陶侃因战功获封长沙郡公。虽然位极人臣的陶侃晚年坐镇荆州，但至死都想回到其封国长沙。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因有了陶侃的精心治理，长沙获得了一段相对宁静平和的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长沙人为了感念陶侃，留下了许多有关他的美好传说。
壹
一个晴日，我伫立在湘江第一湾——窑湾，看太阳隔着雾霭，在宽阔的江面，洒下梦幻般的金光。江对面的都市，如一帧依稀的剪影。江中心的杨梅洲，则像一幅烟雾缭绕的山水画，在阳光的笼罩和穿透下，焕发熠熠生辉的油画效果。此等情景，我竟找不出词语来形容，或许只有印象派莫奈《日出》中的光影意境，才能与之媲美吧？
我来这里，是来寻陶侃墓。史书说陶侃葬于长沙，但墓地位置并不明确。有人说陶侃就葬在湘江第一湾——这个他曾屯兵操练的地方。也有人说，这里只是他的衣冠冢。但不管如何，这里既然保留了他的气息，他的魂魄会时常降临这座叫陶公山的矮冈上，凭江临风，欣赏这美得令人心醉的景致。风物如此多娇，他身后的日子想必不会孤寂。
陶侃是晋朝的重要军事将领，来头很大，曾因军功升至侍中、太尉、大将军之职，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兼领江州（九江）刺史，死后追封大司马，赐谥“桓”，后世称为陶桓公。
在东晋很长一段时间，陶侃都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可以说，连皇帝都怯他三分。如果他想举旗造反，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据史载，陶侃的确有过这种念头，但思虑再三，没敢妄动。这临门一脚的隐忍，既成就了他历史上的道德美名，又保全了他家族的人丁兴旺。
陶侃应该是最早一位入驻长沙岳麓山的重量级名人。他曾在清风峡附近结庐以居，因四周遍植杉树，庐名称为杉庵。不过陶侃戎马一生，闲居于此的时间并不长。东晋灭亡后，杉庵随之湮芜，后世没有诗文提及。直到满清时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其先祖陶侃，强势在岳麓书院濂溪祠一旁，觅得一地，砌三面粉墙，支一拱屋梁，作为杉庵旧址所在。
不过，陶侃确实是很值得说道的人。他从寒门崛起，独步乱世，一路高歌猛进。不但位极人臣，还把一个破落小家，演变成了庞然大物。个中原由，令人深思。
陶侃身世卑微。这么说，可能并不准确。其父亲曾任吴国扬武将军，官秩六品。只是陶侃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道由此衰落。寡母心藏风云，欲重续家族荣光，对子女要求甚严。
有个典故，流传甚广，名为“截发筵宾”。这个典故凸显了陶母诸多优秀品性，如知书达礼、热情好客、待人至诚等等。但若要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陶母在其中所表现的敏锐与机智，更令人叹服。或许这才是陶母留给儿子最大的财富？
鄱阳郡孝廉范逵访贤，被风雪所困，借居寻（浔）阳县（九江）小吏陶侃家。陶母立刻明白，这是老天爷赐的翻身机会。便果断出手，倾其所有，招待范逵及其手下。钱银不够，立马剪掉长发去换酒肉。“截发筵宾”的典故由此而来。马料不够，便把寒冬保暖的稿荐铡了喂马。屋子太冷，便卸下厢房几根木柱，焚烧御寒。
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却“毁家”招待，世上竟有这般人家？范逵一行人感动不已。风雪停后，范逵告辞，陶母又让儿子送行。这一送，不想成了庐江郡督邮兼枞阳县令，自此陶侃甩掉了小吏身份，正式步入仕途。
陶侃的第二次机会，仍是一场风雪。
太守张夔的夫人病了，需要到百里外延请医生，然而大雪纷飞，山河冰封，万径无人。同僚们束手无策，陶侃却挺身而出，并慷慨陈词：“侍君侍父，乃为臣为子应有之义，太守为本郡父母官，又是我等顶头上司，郡守夫人就如同我等母亲，哪有父母病了，子女不尽心尽力的？”
说罢，打马投入漫天风雪，没有一丝犹豫。把张夔感动得眼睛湿红，把同僚羞愧得脸飞红霞，心中各自都有计较。没多久，朝廷举荐孝廉，张夔便把本郡的名额给了陶侃。
有了孝廉身份，陶侃决定入京谋求更大舞台。他瞄准的对象是壮武郡公张华，可这老头起初看不上这位出身低微的江南蛮子。对他的拜谒，爱搭不理。唇齿间吐出来的，都是一些单字：嗯，啊，哦，可。或者干脆不出声，微不可察地摇头点头。换作后世的杜甫，早拍拍屁股，另投他人门下了。但陶侃心思缜密，不会犯这种错误。张华再怎么耍大牌，他都不气馁，并且执礼愈恭，言行愈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华终于被打动了，让下人奉茶，延请陶侃坐下说话。陶侃谈吐自如，头脑自出机杼，胸中丘壑纵横，视野囊天括地。一番交谈，张华发觉陶侃实乃大才，便举荐他为郎中。
寸功未立，只因品德优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把握了几次关键性机会，便一飞冲天。陶侃的晋升之路，让后世胸藏猛虎的青年有了细嗅蔷薇的典范，继而明白“君子当修德以待时”，以及“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何等的重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至暗时代，那种乱世，稍微有实力的人，不是圈地自保，就是招兵图强，怀揣异心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社会道德体系也没有被完全摧毁，想要有所为，就必须得有个好名声。陶侃后来之所以能成大事，跟他早期积攒的名声有莫大关系。拼不过门第的人，就拼声誉。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才是陶侃后来在种种的复杂局势中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原因吧？
贰
司马氏篡位曹魏，认为自己是趁了皇室衰微之机，所以立国之初，司马炎就大肆封赏宗亲，赠地封王不在话下，以期他们能拱卫京都，维护皇权。
这样一来，外姓的确不敢擅权了，可堡垒却从内部瓦解。司马炎一死，晋惠帝压不住阵脚，诸王皆起异心，纷纷拥兵自重，互抢地盘，眈视皇位，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帷幕。
中原板荡，外族入侵，流民四起，给了文臣陶侃带兵的机会。太安二年（303年），义阳（河南新野）蛮张昌聚集服役壮丁和中原流民，在湖北江夏（武汉）揭竿而起，朝廷命荆州刺史、南蛮校尉刘弘带兵镇压，刘弘召陶侃为南蛮校尉长史，领大都护。这两个职务应该不比郎中高。但在乱世，虚职再高，都不如兵权重要。这一年陶侃44岁，由此开启了后半生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陶侃之所以入驻长沙，也是为了平乱。永嘉五年（311年），湖南爆发了一场无厘头的起义。湘州（长沙）刺史荀眺听信流言，说从巴蜀来湘的流民准备造反，便欲将他们全部捕杀。
其时醴陵县令杜弢素有清名，要居中调停，荀眺只是不听。流民便拥杜弢为起义军首领，一场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主，涉及河南、广西、广东等地的大规模流民起义爆发。双方打来杀去，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湘北和鄂南折腾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彼此的将领一会儿你降我，一会儿我降你，走马灯似的。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实质就是一场地盘争夺与权力瓜分的游戏。
永嘉七年（313年），陶侃以龙骧将军、武昌太守之职，在武昌重创杜弢的流民军。流民军败退长沙。陶侃升为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次年二月，因部将临阵反叛，陶侃中计，只好匆忙逃窜，上小船，由汉水入长江。又遇伏，差点被捉。多亏手下力战，陶侃才得以脱身，带残兵退至湖北黄陂，等待救援。
半生戎马，类似的危险，还有很多，但陶侃都能化险为夷。似乎有运气的成分，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都跟陶侃的品性、能力、智慧与格局不无关系。
比如这回，就是陶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寻阳太守周访也是晋代名将，与陶侃相识于微末。陶侃先他一步崛起，却割舍不了这段情谊，不但多次举荐周访，两人还互结儿女亲家。现在陶侃被困，周访忙带兵前来救援。
若干年后，大将军王敦害怕陶侃崛起，欲设鸿门宴阴杀他。周访忙联系陶侃部将，在外面摇旗呼应。王敦思虑再三，不得不放走陶侃。单是陶侃的部将他不怕，杀了陶侃，树倒猴狲自会散掉，但他怕陶侃部与周访部兵合一处，到那时，威胁更大。
陶侃侥幸脱身，拉着周访的手，流泪说道：“若没有亲家在外呐喊助威，我只怕是被害了。”可其实他最该感谢的，还是他自己的识人之明。从这些事中，也可看出陶侃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人生布局。
叁
陶侃因兵败汉水，被大将军王敦撤了所有职务，可陶侃部将不答应，王敦只好让陶侃以布衣的身份继续领军。这便是在外带兵的好处，文官若被撤职，又没什么雄厚的家族背景支撑，只有乖乖滚蛋。乱世武将则不同，若手下的兵卒都是自己招揽的，就会死死地绑在一起，很难分离。
建兴三年（315年）二月，流民军伤亡过大，杜弢请降，琅琊（临沂）王司马睿接纳了，并任命他为巴东参军。无奈围困杜弢的诸路大军仍对流民军猛攻不已，杜弢愤怒至极，再次反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
其时已是西晋末年，都城洛阳已被匈奴攻陷，晋怀帝司马炽在逃亡途中被俘。12岁的皇太子司马邺在长安（西安）继位。匈奴像一把尖刀，把长安与晋东南和长江以南地区分割开来了。琅琊王司马睿由此崛起，但这时他尚未称帝，最多只能算作江南盟主。他接受了杜弢投降，但湘鄂赣诸将为了各自利益，不肯放过杜弢占据的地盘。
三月，寻阳太守周访收复豫章（南昌）。杜弢的部将杜弘奔窜广西贺州，继续作乱。杜弢悍将王真率三千精兵，联合五溪（怀化）蛮夷，兵出武陵（常德），欲攻武昌。陶侃料敌之先，在巴陵（岳阳）设伏，大败流民军，王真退守长沙。陶侃在湘江杨梅洲演练军马，然后直下长沙，在河西岳麓山与红泥山逼仄处设关扎寨，如今此处隘口，仍被称作“陶关”，就在枫林路西湖公园东侧。
两阵对垒，王真倨傲无礼，将双脚架在马脖子上，被陶侃一顿臭骂。王真起身端坐，神色肃然谦恭。陶侃知王真已有悔意，便与他截发起誓，互不相负。几日后，王真应约投降。杜弢措手不及，仓皇应战，不敌，弃城而逃，后死于逃亡途中。
陶侃于是入驻长沙，借住城南贾谊故居。岳麓山上的杉庵便是在此时修筑的，陶侃难得享受这等轻闲时光。可没过多久，大将军王敦便派陶侃去交州（越南河内以东一带）围剿杜弢的余部杜弘和温劭等人。陶侃设计击溃杜弘，又挟余威吓退温劭，并在韶关始兴县将其擒获，杜弢之乱由此平定。陶侃因军功被封为柴桑侯，进号平南将军，都督交州军事。其时已是建武二年（318年），西晋已于一年前悄无声息地灭亡，东晋顺理成章地崛起。
之后，陶侃继续东征西讨，南攻北伐。赚得累累军功，以至加官进爵，位极人臣。最后朝廷封无可封，便赐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殊荣。意思是他上朝奏事，可以穿鞋佩剑，不用弯腰小跑，传宣太监也不会直呼其名，不过被陶侃当即婉拒了。反正他领兵在外，也没几次入朝机会。不领受这份虚荣，一是能成全自己的德名，二是能降低皇上的猜忌，三是能减少朝臣的妒嫉。
史书曾记有一事，让人觉得陶侃的功名富贵，来得有些侥幸。陶侃服母丧期满，江州刺史华轶推荐他任扬武将军，又任命其侄陶臻为江州参军。其时陶侃还只是一个给人“打工”的低阶将领，没有打造出自己的军队，而他的伯乐之一刘弘已经病故，陶侃生生悬在半空，不知何处落脚。华轶这时伸出了橄榄枝，无疑是雪中送炭。不过，也给陶侃头顶埋了一颗雷，因为华轶与琅琊王司马睿不和。司马睿其时虽还没有称帝，但气象已生，华轶无疑是在自寻死路。
且看史书是怎么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晋书》说陶臻担心灾祸降临，便称病离开江州，找到陶侃说：“华轶才能不足，却有包纳天下之志，并与琅琊王有隙，将来恐有不测之虞，我不打算跟随他了。”陶侃听后大怒，骂他不忠不义，命人将侄子送至华轶处。
陶臻却在半途逃离，投奔司马睿去了。司马睿喜出望外，任命陶臻为参军，加陶侃为奋威将军，赐赤幢、曲盖、轺车等象征身份与荣耀的东西。陶侃为顾全亲情，不得不与华轶断交。
之后，司马睿做了江南盟主，要攻打不屈从的华轶。陶侃虽没有亲自出兵，但华轶却是他亲家周访斩杀的。而陶侃也由此升任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军政大权一把抓，他终于拥有打造自己军队的地位与实力了。
现在问题来了。事实真如史书所说，陶侃莫名其妙就站在了胜利的一方吗？这场对华轶的背叛，究竟是由陶臻主导的，还是陶侃隐在暗处，暗示陶臻这么做的呢？著史者是没有察觉陶侃的心机，还是纵然察觉了，也想为贤者讳呢？
或许就是这样的吧，当一个人的贤名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本能地希望他尽善尽美，以便后世再添一位道德完人。
肆
房玄龄是《晋书》之一，他说陶侃有问鼎天下之志，无奈曾梦中折翼，便迟迟不敢行动。这里有个典故，说是陶侃早年一次梦中，梦见自己腋生八翼，一飞冲天。天门九重，他已入八重，惟有一门进不了，便用羽翼疯狂拍击，守门人一烦躁，狠狠打了他一棍，他便从天上直坠而下，左翼全部摔断。梦中惊醒，仍感左腋疼痛不已。
多年后，他果真都督八州军事，占驻了西南半壁江山。功高盖主，难免心生异志。但每每想起早年梦中情形，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便自动打住，觉得那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于是便守着这份鲜花着锦的声望、烈火烹油的权势，无所作为，安度晚年。那暗中积聚的钱财，全留给了家族繁衍生息。
陶侃这一步棋，无疑是正确的。司马炎若知道自己儿孙之后一百余年的惨状，也绝不会篡位夺权。陶侃或许正是担忧这一点，才没跨出最后那一步，由此也成全了自己永远的贤名。
与他想法一致的，还有王导、温峤、谢安、谢玄等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时代巨子，都有逐鹿中原的实力，但都没有造反。元熙二年（420年），大将刘裕取晋称帝，史称刘宋。前朝爵位被他一股脑儿全部废除，只有以上几人的爵位得以保留，应该是刘裕仰慕这几人的贤名。陶侃的子孙由长沙郡公降为醴陵县侯。也就是说，在这之前，陶家曾盘踞长沙近百年，这与朝不保夕的“称王称霸”比起来，实惠多了。
“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羌、羯、氐族等少数民族，长驱直入，由此拉开了三百年“五胡乱华”序幕。才几十年时间，北方汉人便从两千万锐减到五百万，门阀士族纷纷迁往江南，史称“衣冠南渡”。他们盘拢庄园农户，组织私兵，平时耕种，战时杀敌。弱者求生存，强者搏天下。晋代皇帝多数像金丝雀一般，被养在笼中。权力被门阀、权贵、外臣和武将瓜分殆尽。有机会造反的，绝不会迟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量流民被阴谋家操纵，如臂使指。种种乱象，实在多得无法形容。正因为如此，陶、王、温、谢等人坚定的心智，突出的品格，才显得尤为珍贵。
东晋百余年，北方少数民族分分合合，自是战乱不休。长江以北地区，既是阴谋家的造反地，又是少数民族的劫掠地，战火也连绵不断。都城建康（南京）周边，动不动就是“清君侧”的队伍与“勤王”之师互伐互攻。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也纷纷闹独立，很快又因首领对权力运用的生疏，而使部落陷入不可调和的内乱中。
只有湘州，自杜弢的流民军被陶侃平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大的动乱，人们由此获得宁静而脆弱的平和。这种平和，直至宋、齐、梁、陈的政权过渡，都没有被打破。因为皇权更替，几乎都是都城政变，未曾引发大规模的地盘争夺战。
不得不说，这与陶侃有关。陶侃既被封为长沙郡公，又做过湘州刺史，还在巴陵等地长期驻军，对整肃湖湘道德秩序和社会人伦生活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有一则轶事，说是陶侃见一位路人，手持一枝未熟稻穗，便向前询问是怎么回事。路人说自己随手扯根稻穗，只是好玩而已。陶侃将他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不怜农人之艰，不惜稼穑之苦。这事在当地传为美谈。这既表明陶侃时刻都在想挽救当时社会的道德颓势，又表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珍惜。虽然军阀混战，但局部地区竟被陶侃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多时候，陶侃则屯兵荆州和武昌，这相当于在长江构筑了一道军事防线，让江北的野心家、少数民族及流民军不能过江进犯，从而在客观上保障了潇湘的安宁。要知道，鄂东南和九江一带，一直战事不断，成了多方势力与建康皇权争夺的焦点。陶侃就像一枚钉子，钉在那里，无论是谁都拔不掉。他身后的湘州，自然平安无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侃也算是保全了湖南儒学道统，因为北方儒家文化与儒学秩序完全被少数民族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衣冠南渡”虽然是指往东南渡向江浙地区，但仍有极少数带着财富和学问的门阀士族，往潇湘而来。齐国大将李道辨平叛道州（道县），因国都政变，齐政权被梁政权所替代，便化兵为民，铸剑为犁，在道州宁远驻扎下来。几百年后，这个家族孕育了湖南第一位状元李郃。他这种“武装南移”，也算是变相的“衣冠南渡”。事实上，历朝因屯兵而形成的村庄，在湘西和湘南地区还有很多。
魏晋南北朝的湖湘儒学，还像黑暗里的星光，非常微弱，正因为这样，陶侃的这份保全，更显得弥足珍贵。
咸和九年（334年）七月，陶侃病逝于武昌樊溪，归葬于长沙城南二十里外的山丘。据考证，就是现在的树木岭，只是后世并没有发现其坟墓。
伍
陶侃共有十七个儿子，见于史书的，有十个。他们中有战死沙场的，有死于官场倾轧的，也有因争袭长沙郡公爵位，死于兄弟阋墙的。但更多后代，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如今湖南长沙、湘潭、醴陵，江西九江、鄱阳，湖北武汉、荆州等地的陶姓人家，很多都是陶侃的后代，“陶家村”散布周边若干地区。
如今，陶侃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声名不显。可他的子孙，无论在后世哪个朝代，都有脱颖而出之辈。其中一位，传诵一千五百余年，仍被世人津津乐道，那便是诗人陶渊明。他是陶侃的曾孙，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能背诵《饮酒》《归园田居》等诗，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等诗句，能让所有人口齿噙香一辈子。
在长沙，让人耳熟能详的，还有陶侃的孙子陶淡和曾孙陶烜。这两人先前隐居在离古城长沙不到十公里远的临湘山。那会儿，陶家是长沙古城最大的势力，据说奴婢都有好几百。可陶淡与陶烜生性清冷，无意仕途，离群索居，一心向道。
两人生前并没有可供瞻仰的功绩，死后却留下了尸解升仙的传说。“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据说尸解仙留下的肉体，可以一直不腐不朽。有传闻说陶淡叔侄的尸体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捣毁。
正是这个传说，天监四年（505年），当地在临湘山筑建陶公庙，纪念两位得道仙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居然庙宇不倒，香火不断。晚清时期，忽传陶公显灵之说，皇帝大臣纷纷题字赠匾，将此地道家文化的氛围推至高潮。然后才有了 㮾梨镇，以及㮾梨街道。
有次农历初一，我慕名前来，竟被它的喧闹景象给震慑了。只见来来往往的善男信女，虔诚无比，穿梭于人群中，仿若无物。他们手持燃香，人人自成世界，神游于现世之外。
山门雄阔，台阶陡峭，殿宇森然。仔细看来，陶公庙竟是无一不精彩，无一不雅致。无论屋脊、爪角、照壁、吊檐，还是踢脚、栏杆、藻井、斗拱，都将我国传统工艺体现得淋漓尽致。建筑、雕塑、壁绘，精美绝伦，古色古香，气势恢弘。宗教神秘而庄重的氛围就这样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来了。香炉里，明火熊熊，旺如野烧；庙殿中，塑像庄严，恰如真神。徜徉在香烟缭绕的大堂曲廊，心中始有异样，魂魄像被什么拿捏了一般。
据说每年正月十三日与八月十七日，为陶淡叔侄生日。㮾梨街道会举办盛大的庙会，一次十天左右。大量香客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虔诚朝拜。商贾闻风而动，携带商品在此交易。“ 㮾梨街人不种田，两个生期吃一年”，夸张的民谚侧面反映了庙会的盛况。
以武建功，蜚声史册。而长沙民间坊里代代相传的，并不是陶侃的赫赫战功，而是他人品官德的馨香。贾谊故居又称陶侃故居，天心区沙河街原名礼贤街，设有陶公祠和惜阴书院，分别源自陶母“截发筵宾”和“教子惜阴”的典故。麓山古寺的六朝古松，为陶侃亲手所植。为免生情债，菩萨劝说陶侃躲避前来相会的白鹤姑娘，现在岳麓山东南还留下陶侃穿石遁逃的遗址，名曰穿石坡。云云。
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陶侃射蟒的故事。说是西晋人邓郁在岳麓山抱黄洞修道，得道后羽化登仙，抱黄洞由此荒废，入口处杂草丛生，藤蔓缠绕，到东晋时期，最终被一条大蟒蛇占据。蟒蛇修炼成精，每到七月十五日，就从岳麓山顶伸出一条老长的舌头，越过湘江，搭到长沙城边，百姓看着这座彩虹似的长桥，以为是成仙天梯，胆大之人纷纷跑上去，便进了蛇精的阔嘴，成了它的美味食物。
这一年七月半，入驻长沙的陶侃登白鹤观赏月，蛇精又出来害人，被陶侃识破，当即搭箭控弦，朝桥上灯笼射去，顿时灯灭桥消。他断定是射中了蛇精的眼睛，便传令全城药店，如有烂眼道士前来疗伤，就卖给他毒药。蛇精果然中招，敷药后全身溃烂，最后死于岳麓山抱黄洞中。
某个黄昏，我怀揣极大的好奇，找到了抱黄洞。弯腰屈膝钻进去，忍不住哑然失笑。这是我见过的最丑陋、最矮浅的洞穴了，甚至根本称不上洞。道士与蟒蛇除非得了失心疯，才会先后缩身于此修炼。想必，长沙人只是怀念陶侃的英武神勇，才要借得此穴，附会一段传说。我若认真，便是愚蠢了。噫，这么想时，面对山中四合的暝色，与山下初上的华灯，怅然若失的情绪，才慢慢消散。
登上岳麓之巅，夜风吹拂，全身清凉，头脑清醒。忽有一言，涌上心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些天来，我苦苦寻觅陶侃遗踪，不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吗？这种以天地作弦、拨弄时代乐章的人物，余辈虽不能模仿其人生轨迹，成就其历史功业，但若能从其为人处世中参悟一二，也会受用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