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的名字就因其卓越成就而在我大学求知岁月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一直是我辈心中的英雄楷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8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信函悄然降临，信封左下角醒目地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下方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大字。我难以抑制内心的好奇，立于街头便拆开了这封信。
    信中，钱老亲自向我致以敬意，高度赞扬了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并寄来了他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供我审阅指教。从此，一段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拉开了序幕，期间我共收到钱老亲笔书写的98封信件，以及题字专著、论文、贺卡等诸多珍贵资料。这些信件丰富广泛，既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关注与解析，也有对教育改革的深入探讨，每一封信都展现出他清秀刚劲的书法风格及严谨无误的文字表达。
    身居高位且德高望重的钱老，尽管已至耄耋之年，却始终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辈给予厚爱，这种精神境界实属罕见。他不仅在信中与我深度学术交流，更是以其赤子之心对国家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国计民生等重大议题表达了深切关怀。
    在农业领域，钱老多次强调中国农业正跨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要求我们科技工积极献策，与时俱进。即使年事已高，他仍不断寄来各类文章报告，启迪我们的思维，鞭策我们转变观念。尤为感人的是他对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重视，他深谙教学之道，倡导教师要让学生真正热爱学习，同时强调集体力量和组织的重要性。
    钱老对于我所从事的花鸟虫鱼学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应建立科学的中国花鸟虫鱼事业，注重质量、品种和效益。在他的激励和指导下，我在岭南花卉文化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退休后返聘继续为博士班讲授植物学史。
    钱老还对我们编撰《中国植物学史》和《中国农业通史》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在古人的思维方法中找出现代科学方法之外的精华，贡献给全世界。在面对困难时，钱老总是给予安慰和鼓励，并对我的工作进展表示祝贺。
    此外，钱老在谦逊自律方面堪称典范，他曾婉拒为我的著作题词，坚守自己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鉴定会的原则，这份务实求真的高尚品质更令我深深敬仰。
    在与钱老频频的书信交往和一次难忘的面对面交谈中，我深受其人格魅力感染，感受到他平易近人、赤诚报国、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钱老居住环境朴素，半个世纪未曾改变，这进一步凸显了他的淡泊名利和爱国情怀。
    钱学森院士用光辉一生践行了他的承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他与我长期的书信往来，不仅对我个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自然科学史、植物学史、农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和广大民众，有力地推动了学科队伍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同凡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