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治理念的引入与实践堪称三大政权的一大革新突破。无论是辽朝的“儒化”、西夏的“佛化”，还是金朝的“治化”，均展现出了对文治的强烈崇尚，并非源自本土的内生观念，而是通过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而采纳的外来智慧。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差异性，包括学习的时间长短、态度以及深度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三者文治水平的高低不一。从尚武转向文治，这一转变首先需要深层次的政治观念变革，进而推动制度建设、法律制定及政策执行等政治实践层面的革新，而这一过程往往需历经几代君主的不懈努力才能得以稳固并定型。其次，尊孔崇儒成为贯穿这三个北方政权的重要主线。辽、西夏、金多位皇帝对孔子推崇备至，且这一趋势随王朝进程的推进愈发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背景的影响，不少皇帝自幼接受儒家熏陶，尊师崇孔实为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尊孔象征着对文治的追求，有助于扭转少数民族国家过度依赖武力的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并接纳儒家以教化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从而强化国家统治。
第三个亮点聚焦于科举制度的引入与发展。辽、西夏、特别是金朝，在科举科目设置上最为完备，这一举措催生了三个重要的观念转型。一是人才观念的更新，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不仅为儒士开辟了进入官僚阶层的通道，也使得国家能够获取优秀的治理人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吏群体的结构。二是兴学观念的普及，科举带动学校教育的发展，成为辽、金两朝普遍实施的策略，尽管由此产生的注重应试而非实用学问的风气受到一些儒士批评，但大势所趋，难以迅速改变。三是重文观念的兴起，辽、金皆以词赋取士，并倾向于策论而非经义，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群体对于诗词歌赋和华美文章创作的热情。这种风潮既塑造了辽朝的诗歌盛世和诗政特色，也为金朝带来了诗词与文章的空前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相关理论探讨的深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举考试为辽、金两朝输送了一批批具有先进政治理念的进士群体，他们对时代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第四个亮点是政论之风的盛行。辽、金两朝均形成了热烈的议政氛围，西夏虽相对较少但也出现了代表性人物，政论成为了官员、学者表达政治见解的有效手段，具体形式多样，如上言、奏疏、问答、专论等。许多诗词歌赋、记叙散文都蕴含着丰富的政论，借古喻今，反映现实政治状况。政论不仅有利于当权者接触并接纳新思维、新观念和新的施政方案，还为后人了解不同政治观点碰撞的历史场景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此类政论往往理论深度不足，对政治问题的剖析显得较为浅显。
最后，重农观念的强化与实践亦构成重要一环。辽、金、西夏随着农耕区域的扩大，对农业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重农政策主要关注劝农、税役、田制、水利、货币与救灾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只有金朝在中后期建立了系统的劝课农桑机制，明确了地方官员的劝农责任；在税役方面，虽然辽、金都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但实质性的大规模减免并不多见；在田制和水利方面，辽、金均有括田和大型水利工程之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加剧社会矛盾；至于货币和救灾领域，辽朝使用钱币，西夏效仿，而金朝开始大量发行纸钞，但仍未能妥善处理钞、钱、银之间的关系，而在救灾机制上，辽朝形成了一套有效做法，金朝更是建立起系统化的救灾机制，但至晚期因国力衰退，部分有效的救灾方法无法维持。由此可见，尽管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有着强烈的重农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对农耕经济理解的局限性和政策实施的偏差，导致重农理念与务农实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这一点理应得到客观的理解。
综上所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辽、西夏、金以其独特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功引入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并使之成为主导性的统治思想，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的尝试与实践，无疑为后来元朝乃至更长远的政治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示范效应。本篇文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