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秀成，这位被誉为“忠王千岁”、“万古忠义”的将领，在明知南京难以坚守的情况下，毅然回到京城辅佐天王。太平天国覆灭后，他虽不幸被湘军俘虏，却依然心存壮志，企图仿效姜维，怂恿曾国藩起兵称帝，并借此复兴太平天国，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跨越1600年的时空，李秀成与姜维在诸多方面展现出相似之处：尽管姜维未能成功保全蜀汉江山，但他使得魏军南征统帅钟会、邓艾相继殒命；而李秀成则遭遇了曾国藩凌迟的命运，令曾国藩不敢萌生背离清朝之心。
那么，为何李秀成无法复制姜维的成功呢？关键在于，李秀成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时局。彼时的清朝远非三国末年可比，曾国藩缺乏钟会那样的胆识与野心，慈禧太后也不同于司马昭，握有绝对权威。先来看姜维如何成功煽动钟会谋反。公元263年，钟会率领十万大军南下征讨，邓艾亦率数万兵马紧随其后。双方于剑门关激战不分胜负，魏军粮草告罄，钟会萌生退意。然而，出身寒微且已过花甲之年的邓艾，急于建功立业，决定冒险偷渡阴平，最终打破僵局，迫使蜀汉皇帝刘禅投降，姜维失去了继续作战的理由。
邓艾虽然首功显赫，但钟会在战役中的贡献更为显著。若无钟会的十万大军威慑，刘禅未必轻易降服，姜维完全有可能集结力量，轻取邓艾的两千残部。邓艾因居功自傲，独断专行，引得钟会心中不满，加之钟会对姜维智勇双全的欣赏与共鸣，两人迅速结盟，亲密无间。
通常情况下，姜维想要恢复蜀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钟会的存在为他提供了契机。钟会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即使不能统一中原，也渴望效仿刘备割据西南，独立为王。钟会的信心来源正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并非皇帝，威望有限，且依赖司马懿和司马师打下的基础才得以立足。
司马师去世后，司马昭的表现令人失望，钟会对他的鄙视日益加深。例如，司马师在许昌病逝时，曹髦下令司马昭留守许昌，由他人率军回京，司马昭竟然犹豫不决。若非钟会提醒，司马家族或许就此没落。
260年，曹髦忍无可忍，率数百人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府邸，此举及其悲惨结果，进一步暴露了司马昭手腕的软弱。司马昭掌控大权，曹髦竟还能突破重围，且司马昭事先毫无察觉；而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还让皇帝当街被杀，舆论评价极差。此外，司马昭策划南征蜀汉时几乎无人支持，仅钟会一人响应；并且，调动大量兵力进行南征之际，司马昭既不亲自出征，又未坐镇长安，放权他人，实乃隐患重重。
司马昭相较于司马师，在手腕上相差甚远。倘若钟会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而是采纳姜维建议处死被监押的魏军将士并挥师北上，司马昭必败无疑。钟会在西南自立，意味着司马昭远征失败，其本就不高的威望将难以压制朝廷反对之声。那时，魏国内乱未定，司马昭自顾不暇，焉能应对钟会挑战？可惜的是，钟会关键时刻失策，导致姜维计划流产。
姜维能够鼓动钟会谋反，主要归因于钟会的野心以及司马昭作为魏国“逆臣”的特殊地位。司马家既然可以凭借实力觊觎皇位，钟会自然也可依样画葫芦。
再观李秀成所处的时代，曾国藩根本没有成为“钟会”的可能。首先，慈禧太后绝非司马昭，清朝政权稳固，她虽专权，但从无篡夺爱新觉罗家江山之意，同治皇帝载淳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如此一来，清朝内部安定，慈禧便能以皇帝名义牢牢控制全国。
钟会可以打着讨伐司马昭、清君侧或靖难的旗号起兵，容易获得道德制高点。而曾国藩若是起兵，理由何在？刚刚镇压太平天国，以维护纲常为名，此时却背叛君主，逻辑自相矛盾，世人又岂会信服？
再者，慈禧老辣的权谋手腕，远超司马昭。钟会出征时，司马昭并未坐镇关中，待危机出现才派遣贾充率一万兵马前往长安，这一万余人马加上非军事高手的贾充，显然不是钟会对手。
然而慈禧却早早布下严密布局，以防曾国藩异动。僧格林沁、袁甲三的军队驻守江北；左宗棠、李鸿章受到朝廷重赏，倾向于朝廷而非曾国藩；湖北方向是官文指挥的八旗军；江西方向则是沈葆桢，关键时刻也会站在朝廷一边。
最后，曾国藩深知自己的局限性，不敢轻易涉险。面对慈禧的强势态度与精心布局，曾国藩清楚自己并无胜算。53岁的他在带兵能力上并不出色，弟弟曾国荃人际关系处理欠佳，“曾家军”内部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
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各有盘算，不会轻易支持曾国藩造反。他们各自担任闽浙总督、江苏巡抚和江西巡抚等要职，已至权力巅峰，跟随曾国藩反叛并无实际利益。
因此，曾国藩并非不想称帝，而是不敢。李秀成在自述书中提及希望曾国藩起兵的，试图模仿姜维的故事，但曾国藩深知自己无法成为“钟会”，也不敢冒险尝试。为了划清界限，确保自身安全，曾国藩甚至在未得到朝廷旨意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处死了李秀成，并遣散湘军，同时让曾国荃辞去湖北巡抚职务，以此表明自己并无异志。
综上所述，尽管李秀成不具备姜维当时的条件，未能与曾国藩建立“钟姜式”的联盟，但他同样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名将。两位英雄人物虽生于不同时代，但他们的忠诚与智勇，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