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哀江南赋》中的“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斫柱”（参见《周书·庾信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41页）被视作最早揭示梁元帝焚书隐秘细节之处。这一描述与《南史·梁本纪下》中提及的梁元帝在江陵失守时焚烧古今图书并愤怒拔剑击门的情节（参见《南史》卷8《梁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5页），似乎相互印证。然而，庾信曾仕于梁，并怀故国之情，《哀江南赋》所述或有所依据，但“龙文”指向不明，后世理解可能因《南史》记载而产生误解，例如庾信《夜听捣衣》诗中提到的“龙文镂剪刀，凤翼缠篸管”（参见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点校：《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2页）。此外，《南史》关于梁元帝焚书的记载可能存在附会之嫌，因此单凭庾信诗句和《南史》记述，不足以作为确证梁元帝实施焚书行为的主要证据。强有力的证据来自颜之推《观我生赋》中悲叹梁元帝聚书十余万册却又因兵败悉数付之一炬的自注：“北土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遭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参见《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22页）。颜之推曾是梁元帝身边的散骑侍郎，亲身经历了战乱动荡，其亲眼见证及亲笔记录为梁元帝确实进行过焚书之举提供了最可信的实证。
《隋书·牛弘传》首次补充了梁元帝焚书的具体情境，指出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后收集了大量的文德殿藏书以及公私典籍共计七万余卷，但在周师破郢之际，这些珍贵的书籍几乎全部在外城被焚毁，仅少量得以保存。（参见《隋书》卷49《牛弘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9页；《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7页）
唐人张彦远所著《法书要录》记载了于谨、普六茹忠等将领在江陵之战后抢救四千卷遗书带回长安的情况，然而《周书》对于谨和杨忠（即普六茹忠）攻克江陵后的记述并未提及他们参与抢救书籍之事。（参见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05页；《周书》卷15《于谨传》，第248页；《周书》卷19《杨忠传》，第317页）
《南史·梁本纪下》则进一步描绘了梁元帝在投降前聚集十余万卷图书悉数烧毁，以及他挥剑击门、痛心疾首的情境，这些生动细节为其他史书所未载。（参见《南史》卷8《梁本纪下》，第245页）
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典略》和《资治通鉴》对梁元帝焚书细节的记载最为详尽且富有戏剧性。《资治通鉴》记载梁元帝进入东阁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烧毁十四万卷古今图书，甚至欲与书一同赴火，最终在宫人劝阻下未能成行，继而以宝剑斫断殿柱，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参见《资治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121页）。《资治通鉴》的这段描述继承自丘悦所著《三国典略》，并在《太平御览》中得到印证，其中记载梁元帝在江陵陷落前夕命高善宝焚书的情景基本一致。（参见《太平御览》卷619《学部一三·焚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1页）
然而，关于舍人高善宝的身份存在疑点，《三国典略》与《南史》记载中的高善宝身份相异，难以确认其是否真为江陵焚书的实际执行者。此外，《三国典略》还沿袭了《南史》关于太子萧纲早于梁元帝之前就已焚毁东宫藏书的记载，同样增添了丰富的叙事层次。
综合上述史料分析，梁元帝江陵焚书的始末及其具体场景，在隋唐时期逐渐被详细描绘和传播，由最初的零星线索逐步层累为生动细致的历史画面。尽管梁简文帝和梁元帝相继销毁藏书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处置私人财产，而未意识到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但今人对其导致的文化破坏进行的批评，则体现了一种后见之明的认识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