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史书，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巩固，《新唐书》记载：“愈性明锐，不诡随。”韩愈性格鲜明，不随波逐流，不搞欺诈迎合，与人交往始终如一，史学家们坚定地认为，“不诡随”的韩愈，正是儒家理念中的笃守正道之君子。
然而，对于韩愈是否真如世人所推崇的那般令人尊敬、折服，却存在颇多争议。在一些人眼中，他甚至被视作轻薄、浮躁的象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韩愈的名字“愈”，蕴含着超越之意；字为“退之”，仅从名字上就揭示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但这位看似崇尚中庸之道的韩愈，自幼便显露出狂傲个性。
七岁始读书，十三岁能文的韩愈，其最早流传于世的诗歌《芍药歌》，是他在十七岁时创作，旨在讽刺那些阿谀奉承之人。诗中他以“楚狂人”自居，宁愿孤独醉酒，也不愿与谄媚者为伍，展现了一种孤傲且狷介的精神风貌。
尽管有人认为“狂”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曾国藩却对韩愈的这首诗提出质疑，认为其过于“烂漫”，与严肃君子形象相去甚远。不过，孤傲的性格或许可以被理解，但“烂漫”则难以与人们心目中正人君子的形象相符。
十九岁的韩愈来到京城后，写下了一首风格迥异的诗《条山苍》，它不再“烂漫”，而是显得老练稳重：
“条山苍，河水黄。
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此诗据说受到当时隐居于中条山的读书人阳城影响，展现出韩愈身上的君子气度，评论家赞誉其“语不多，却近古”，并从诗中感受到“苍者自高黄自浊，流俗随波君子独”的意境。两种“独”，前者代表君子独立不群，后者则是狂傲者的孤独，这两首早期作品揭示出韩愈表面统一实则内心矛盾的特质，这种割裂感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让人难以捉摸。
众所周知，韩愈乃是一位儒生，更是公认的君子典范，他品行端正，刻苦求学，豁达大度，既不攀比艳羡，亦不妄自菲薄，更尊重后起之秀，《旧唐书》评价其“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然而，韩愈果真是“拙于世务”，始终温良恭俭让吗？实际上，他的言行常常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历来儒家君子淡泊名利，而韩愈对于功名的追求却是矢志不渝。
初入长安时，因生活拮据，韩愈甚至采取半路拦马的方式拜见名将马燧，并以故人子弟的身份得以投靠。尽管马燧给予庇护，但韩愈仍需通过不断应试以求仕途通达，无奈命运多舛，科举成绩并不理想。
为了实现抱负，韩愈多次撰写自荐信、献文给权贵，竭力推销自己，成名前曾数次上书宰相与张仆射，其中不乏恭维之词。这种行为与他早年痛斥献媚之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令人生疑。
成名后的韩愈，在道德与文化领域树立了标杆，但他并未收敛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甚至利用传道文章谋求私利。他写墓志铭收取丰厚的润笔费，曾亲口承认因替国舅王用撰写碑文而获赠白马白玉带，此举招致刘禹锡等人的批评，指出他“谀墓”以换取财富。
晚年的韩愈在其《示儿》诗中，非但没有表达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虑，反而满是对富贵名利的渴望和对浮华生活的向往，连苏轼这样的“韩愈吹”也对此表示不满。
此外，韩愈这位儒家学者竟然还曾贬低过孔子。在为张生所发现的周朝石鼓文拓本所作《石鼓歌》中，韩愈写道：“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借以夸大石鼓文的价值，间接指责孔子在编写《诗经》时有所遗漏。虽然此类夸张写作手法在唐代诗歌中较为常见，但对于具有极高声望的韩愈来说，这样的表述略显失当。
身处中唐乱世，韩愈以其传统文人的身份，勇抑强藩、直谏权贵、排斥佛老，其铁骨铮铮令人钦佩。元和十四年，面对宪宗皇帝迎佛骨引发的全国性狂热信仰，韩愈挺身而出，上《论佛骨表》，直言劝诫皇帝勿信佛教，表现出浩然正气。但随后，他被贬至潮州，却又急切地向皇帝悔过求饶，并在当地迅速与僧人交好，前后表现的矛盾性再度引起后世对其人格复杂性的探讨。
综上所述，韩愈是一位兼具慷慨陈词君子与充满心机投机分子双重形象的人物。他的智识与胸怀虽有局限，但在捍卫儒道方面功不可没，也因此得到了世人的大力推崇。然而，其性格与行为中的诸多矛盾，无疑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