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覆灭三十年后，梁启超亲临南京，面对昔日的断壁残垣和民间对湘军严酷纪律的口诛笔伐，他深感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尽管湘军因肆意掠夺而声名狼藉，但他们终究是胜利的一方，而太平军只能落得寇逆之名。
那么，为何太平天国走向了失败？这始终是一个引发广泛讨论且难以达成共识的话题。太平天国曾一度威震天下，甚至逼得咸丰帝惊恐欲迁都以避林凤祥大军锋芒，然而其辉煌并未能持续推进，留下无尽遗憾。
从将帅年龄结构这一关键角度审视，太平天国的成功概率显得相对较低。对比劲敌湘军，洪秀全麾下的青年才俊活力四溢，却欠缺沉稳与包容；而湘军则因岁月积淀，胜在一个“稳”字。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之际，洪秀全38岁，杨秀清28岁，冯云山29岁，韦昌辉28岁，萧朝贵26岁，石达开仅19岁，这就是被誉为“创业六王”的核心领导层。除洪秀全外，其余五位王爷均不足三十岁，石达开更是不满二十，青春热血背后暴露出的是经验匮乏与决策不周。洪秀全本人能力平庸，性格急躁刚烈，难当大任。冯云山稳重能干，却不幸早逝；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虽手握重兵，但年轻气盛，行事往往冲动鲁莽，不顾后果。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对待韦昌辉、石达开的手段尤为卑劣，他利用“天父传言”的权威剥夺二人权力，不留情面。通过频繁的“天父下凡”，杨秀清随意杖责、怒骂北王韦昌辉，甚至对石达开岳父黄玉昆也不放过。
韦昌辉与石达开作为金田起义的重要资助者，势力雄厚，若非顾忌信仰，早已可能揭竿而起对抗杨秀清。杨秀清步步紧逼，对韦昌辉极尽打压，最终引爆火药桶。
诸如曾水源、李寿春等东王府首席文官，皆因其未能及时上报“宫女言论”便惨遭“天父”下令斩首，这一年杨秀清仅31岁，年轻气盛，做事不计后果。同年发生的“牧马人事件”，杨秀清再次借“天父下凡”之名，公然杖责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瑢及石达开岳父黄玉昆，只为替自己同庚叔出头。如此一来，不仅加深了内部矛盾，更让陈承瑢等人暗藏反心。
据李秀成自述，在韦昌辉与石达开约定共诛东王及其兄弟三人时，实际执行中并未按计划进行，导致事态扩大，逾两万人罹难。石达开在25岁的年纪，听信张遂谋建议滞留湖北洪山，未及时回京“勤王”，间接导致韦昌辉孤军奋战，不得不扩大打击范围以求自保。
韦昌辉在仇恨驱使下草率杀掉杨秀清，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倘若他更为成熟冷静，本应捆绑杨秀清交给洪秀全处置，这样既可占据道义制高点，又为自己留有退路。然而事变失控，大规模屠杀引来石达开迅速回京调停，但此时他的冲动言行激化了矛盾，引发了天京事变的下半场。
石达开愤然离京组建“靖难军团”，誓言不取韦昌辉性命誓不罢休，此举令洪秀全对其产生疑忌。回京辅政时，石达开坚持处决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瑢，否则将带兵外出，进一步加剧了洪秀全对他的猜疑。洪秀全因此册封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制衡石达开，迫使后者单飞。当时，石达开年仅26岁，因冲动而做出拒绝救援九江的决定，致使17000将士牺牲，翼王的人设形象随之崩塌。
“创业六王”阵营中，洪秀全无能，冯云山英年早逝，年轻的王爷们相互内斗，行事轻率，这是天京事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后，李秀成与陈玉成接手军务，情况并未好转，反而愈发糟糕。
李秀成以其较为成熟的年纪（加入太平军时已29岁），行事稳重，具有较强大局观，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性。相比之下，陈玉成虽然能征善战，讲义气，但却容易感情用事，缺乏冷静判断。例如，陈玉成竟封锁长江，阻止上司韦俊投奔李秀成，挑起和州兵变，韦俊无奈降清。安庆之战，陈玉成的冲动决策导致内外联系中断，守军粮弹断绝，城池终陷敌手。
可以说，太平天国某种程度上输给了时间的历练。相较于太平天国主要将领普遍年轻冲动，湘军将领们则大多处于中年，经验丰富，处事沉稳，这是他们能够应对复杂战局的关键优势。
骆秉章生于乾隆年间，1852年反击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已经61岁；曾国藩41岁开始练兵；左宗棠40岁时协助骆秉章；李鸿章39岁才开始领兵作战；湘军悍将李续宾34岁就崭露头角；江忠源、罗泽南分别在39岁和45岁参与对太平军作战；胡林翼40岁即在战场建功立业；安徽巡抚唐训方40岁协助胡林翼；彭玉麟35岁投身湘军；鲍超虽较年轻，23岁参战时也已展现出勇猛一面。
湘军阵营中，除了骆秉章年迈、鲍超较为年轻之外，其他将领多处于中年，丰富的阅历和稳健的性格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即使面临朝廷冷落、内部矛盾等问题，他们仍能维持局势可控，如曾国藩遭受冷遇却依然坚守岗位，相比轻易单干的石达开，更能体现出湘军将领的格局与智慧。
综上所述，湘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将领们的适龄优势，他们的成熟稳重、丰富经验和卓越领导力，恰恰弥补了太平天国主要将领年轻冲动、决策欠妥的劣势。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动荡复杂的乱世之中，领导者的年龄、经验和稳重性格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权或军队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