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代，清朝国力逐渐衰微之际，沙俄趁火打劫，一举侵占了我国东北逾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疆域。然而，这并未满足其扩张野心，东北、蒙古和新疆地区仍被其视为下一步蚕食的目标。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方惨败，才暂时阻断了其称霸远东的“黄俄计划”。
然而，战败并未让沙俄放弃对东北的觊觎。1907年，沙俄转而秘密联系日本，签订密约共谋瓜分东北与蒙古等地。至1911年，眼看清朝统治摇摇欲坠，沙俄更是企图彻底占领满洲里，并将呼伦湖纳入囊中。
自1896年起，沙俄便在东北大肆修建中东铁路，意图通过这条连接赤塔与海参崴的交通线逐步侵吞东北。原财政大臣维特曾提出一项长期战略，计划以铁路为依托，在二三十年内逐步吞并人口稠密的东北地区，通过经济渗透使东北无法摆脱对沙俄的依赖。
然而，这一精心策划的进程因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而改变。沙皇尼古拉二世借此良机，迅速派遣17万大军仅用三个月就攻占了东北8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日俄战争后，虽然沙俄匆忙撤军，但它对东北的野心并未熄灭。沙俄与日本私下划定势力范围，继续在东北北部维持影响力。不仅部分俄军以铁路卫队的形式存在，更在当地大举开设工厂、学校、教堂、银行等设施，重新启动维特的战略布局。
时至1910年4月，沙俄认为时机成熟，试图强占满洲里及整个呼伦湖周边区域，以水土资源保障为基础，沿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实现对东北北部的全面控制。尽管清朝已濒临崩溃边缘，但仍坚守着领土完整的原则，坚决抵制割地行为。谈判桌上，沙俄倚仗陈年旧约《恰克图条约》界标损毁的问题，不断制造满洲里边境事端，试图通过迁移大量俄国民众在当地活动，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1910年4月，沙俄伊尔库茨克总督府副参领儒达诺夫与清朝呼伦贝尔兵备道宋小濂共同勘定边界，儒达诺夫主张将满洲里及呼伦湖全部划入俄国版图，但遭到了宋小濂严正反驳。宋小濂凭借扎实的历史依据，明确指出额尔古纳河与达兰鄂罗木河并非同一流域，且俄国哨所位置早已历史公认，不能随意更改。
面对宋小濂有理有据的辩驳，儒达诺夫哑口无言，只能诉诸威胁手段，甚至打算重演当年夺取兴凯湖的手法。然而，宋小濂并未屈服于武力恐吓，坚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迫使沙俄最终放弃了使用武力逼迫的念头。
历经长达一年多的谈判僵局，直至1911年10月，清朝内部爆发辛亥革命，沙俄趁乱再次强硬施压，要求清廷在满洲里问题上做出妥协。此时，清廷内外交困，无力再与沙俄抗衡，只得询问宋小濂是否可作出让步。宋小濂虽心有不甘，但在权衡利弊后，提出了保留满洲里及呼伦湖周围陆地领土，而在额尔古纳河沙洲岛屿上做出妥协的方案。
1911年12月20日，《满洲里界约》签订，清朝将额尔古纳河中的280个沙洲岛屿中的160个割让给了沙俄，损失了约1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清朝与列强签订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直到2004年，我国才收回了其中270多平方公里。
在这场领土争夺战中，宋小濂的表现与奕山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奕山在未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因为恐惧炮声而轻易签订了《瑷珲条约》，导致外东北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而宋小濂即使在清朝即将倾覆之时，仍能坚守立场，据理力争，最大限度地保住了呼伦贝尔的广袤土地。
因此，弱国无外交和落后就要挨打固然是清朝领土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外交官的态度同样至关重要。无论国家实力如何，只要敢于发声，坚持立场，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国家权益，而非任人宰割。这也彰显出国家尊严需由每一位代表国家利益的人去捍卫和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