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前，湖南五县的古道上，两位两手空空的青年——毛泽东与萧子升，以一场“穷游”践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学之旅。他们的初衷并非追求名利，而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寻找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之间的交汇点。
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追寻着青年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脚步，踏上这段充满故事的游学之路。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启程，意图揭示两位青年如何在困厄中求索生存之道，挖掘他们在性格特征、政治见解上的矛盾与分歧，以及他们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往的过程中对中国现实产生的深刻触动和共鸣。经过900余里故道的探寻，纪红建成功解答了所有的疑惑，并将其成果凝练为一部入选2024年1月中南好书的力作《游学·1917》。追溯至1917年的夏天，24岁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隐约透露出游学之行的原因，当时仅轻描淡写地提及是为了“变动空气，锻炼筋骨”。直到近20年后，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才详细阐述，这次游学的灵感源自《民报》上两个中国学生全国游历的故事，然而由于囊中羞涩，决定先行在湖南省内进行尝试。于是，他与同窗好友萧子升踏遍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一路靠农民供给食宿，深入了解国情民生。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纪红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笔触，重走这段游学路。他深知要寻觅一条湮没于荒山野岭中的古驿道绝非易事，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触及百年前那次游学的核心。他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出发，凭借当地党史专家的研究、见证者的回忆及毛泽东和萧子升本人的记载，以三条交织叙述的线索，立体重现了那段失落已久的旧迹。
《游学·1917》一书中，纪红建运用细腻生动的文字将读者带回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如描绘毛泽东与萧子升到访李肖聃家时的情景，虽老屋已不复存在，但他通过现场观察和当地老人的口述，还原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作品中诸多场景如“风雨石龙关”，借助毛泽东当年所写的诗句，构建出一幅暴雨前人们焦急等待的生动图景。
纪红建采用亲身寻访、党史专家研究、当事人回忆三线并进的方式，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紧随青年毛泽东与萧子升的步伐，一同踏上那条曲折蜿蜒却又充满启示的游学之路。他在书中写道：“当我站在益阳古城残存的城墙上眺望，仿佛能看见他们乘船过资江，悠然步入县城的麻石街。”
在对话纪红建时，他表示当今流行的游学活动与百年前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游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让学生们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对现实生活有更直观、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青年毛泽东的探索精神是促使他游学的根本动力，而这次游学经历无疑为其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铺垫作用。
对于《游学·1917》中的毛泽东形象，纪红建坚持客观真实地展现其在不同阶段的思想状态，而非刻意拔高或仰视。他强调，尽管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想法尚未成熟，但在1917年的游学过程中，其质朴的动机——倒逼自己进入社会，在现实中求生存，这正是青年毛泽东探索精神的具体体现。
同时，纪红建指出，毛泽东与萧子升的游学不同于今日所谓的“穷游”，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游学传统的延续。他在创作此书的过程中，深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历史总会留下痕迹。为此，他亲自重走了他们的游学路线，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当地老人以及整合碎片化的记忆，逐步拼凑出完整的游学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青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及其成长历程。
历经全程游学和书写，纪红建对青年毛泽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揭示了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面临的纠结与迷茫，尽管尚未构建起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已明确意识到必须从实践中找寻方向与未来，这一方法论对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至关重要。通过《游学·1917》，纪红建成功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仍在探索自我与未来的青年毛泽东形象。
